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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妈总结说：“我们这代人对社会没有什么太大的不满意，怎么都比那时候强。那时真苦，你们不知道。时代在慢慢变好，不可能一蹴而就。”
我太姥姥年轻时就守寡，带着四女一儿和她的瞎公公艰难度日。为栽培独子，遣了四个女儿去纱厂做工，家中余一瞎公公、一稚子，她本人是一小脚老太，于是无奈雇了个长工，帮种四亩薄田。后来境况渐渐好转，随三嫂儿四嫂儿进京，遇“文革”。雇长工旧事被揭，太姥姥因“剥削劳动人民”遭斗、遭遣返回乡。我问：“那后来怎么了?”我妈说：“能怎么的，一小脚老太太。‘文革’结束老太太又回北京了呗，跟三闺女也打，跟四闺女也打，最后自己过，活到96。”
我姥爷年少时到青岛，在日本人开的大康纱厂工作，月薪两块银洋。就从这两块钱里头，再省吃俭用，牙缝儿里抠，攒够一笔钱，在老家置了三亩田。那时的土地还可以买卖，市价是二十五块银洋一亩。想不到没多久赶上了“划成分”，这三亩地给惹了祸。姥爷因此被定为“富裕中农”，成分不好了不说，三亩地悉数被拿走，“充公”了。后来，他老老实实在纱厂干了一辈子。
中国的农民曾经穷到什么程度?举三个例子。“1960年青岛实在没东西吃，你姥爷打发我回高密老家，看看有没有点儿地瓜什么的，弄点儿回来给你两个舅舅吃——半大小子克罗猪，都太能吃了，肚子里边没有油水，格外消耗粮食。到了乡下一看，还地瓜呢，都在吃晒干了的地瓜皮……过清明，邻居有个老太太，拿扫帚扫了面缸扫面板，打扫出一小把面来，擀了张薄单饼，烙得喷香，卷了根葱。你知道她怎么吃?左手握着单饼卷儿，右手往下拉那根葱，拉一下再咬一日，一张单饼吃完了，那根葱还是完整的!问她这是干啥，她说，用根葱逗引着爱吃饭就行了，葱就不用吃了。”“农村不满地都是葱!这么节约干什么?”我妈说：“他们就习惯了!觉得吃饭还得就着葱是浪费!”
第二个例子。还是吃葱的那个大姨，在家扫炕，捡到一段一尺多长的线头。你猜她干了啥?她把那根线头，纫了针，缝在了裤子上!一边缝，看我妈在旁边张着嘴吃惊，她一边儿喃喃地说：富人穿缎、穷人穿线。我妈说，她把那段一尺长的线头，缝在裤子最容易破的膝盖处。
第三个例子。也是在老家，我妈去亲戚家走动，发现窗台上白花花的一片树根树叶子，问这是啥，答说有一次生病，抓了三服药，病好了合不得扔，放窗台上晾干了，收着，下次病了再拿出来煎煎喝。我妈凑上去闻了闻，一点儿味儿都没有了。又问，这是啥时候抓的药?
十年前。
(许雯摘自《南方人物周刊》2011年第26期，刘玉兰图)
（作者：大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