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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曾被美国政府监控5年;他一个人能抵得上5个师!一张旧船票,他的去留如此牵动世界的目光;一个承诺,他的内心有着怎样始终不变的情怀?
2009年10月31日上午11时,科学巨擘钱学森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荣膺过两弹一星功勋奖章殊荣的钱学森,为中国的火箭和导弹技术、航空航天等领域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中国科协将国际编号为3763号的小行星命名为“钱学森星”。
在近一个世纪的人生旅途中,钱学森经历了无数的坎坷与磨难,也创造了许多震惊中外的奇迹。
让美国政府感到威胁的人
1950年6月的一天,美国华盛顿,一个名叫钱学森的中国人,让当时的美国国防部海军次长金贝尔陷入了不安。钱学森刚一离开办公室,他立即拨通司法部的电话:决不能放走钱学森,他知道的太多了,我宁可把这家伙枪毙了,也不能让他离开美国,因为无论在哪里,他都抵得上5个师。
钱学森究竟是什么人?为什么会引起美国政府如此紧张?是什么让他一个人抵得上5个师?
钱学森生于1911年12月11日,1929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上海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1935年毕业后考取了清华大学公费留学生,远涉重洋踏上科学救国之路。
钱学森先在麻省理工学院航空系学习,他的成绩不但比美国学生好,而且比同班的其他外国人都好。由于学工程一定要到工厂去,而当时美国航空工厂不欢迎中国人,所以一年后他开始转向航空工程理论,即应用力学的学习,取得硕士学位后,又慕名到加州理工学院深造,师从著名空气动力学家冯·卡门教授。在冯·卡门教授的影响下,钱学森对新兴火箭技术产生了浓厚兴趣,参加了著名的古根海姆实验室五人火箭小组。
1942年,由于战时的需要,美国暂时放松了对外国人的限制。这年美国军方委托加州理工学院举办喷气技术训练班,钱学森是教员之一,讲授和研究用火箭发动机推进导弹的课题。1943年他和热心研究火箭技术的同学马林纳合作,完成了《远程火箭的评论与初步分析》的研究报告,提出了几种火箭研究的设想,为美国发展地对地导弹和探空火箭奠定了理论技术基础。1944年,钱学森在冯·卡门领导下,参加了美军“下士”导弹的设计工作。1945年,钱学森被美国空军聘为科学咨询团成员,参加了对德国秘密研制火箭的技术工作。这时,加州理工学院提升他为副教授。他在美国已成为一位卓有建树的火箭专家。美国空军高度赞扬钱学森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做出了“无法估价的、巨大的贡献”。
然而,1950年8月29日这天下午,两个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官员走进了钱学森的住所,向他宣读了逮捕令……
钱学森被关进了特米那岛上的一个拘留所。他在那里被关了整整15天。美国洛杉矶海关召开了记者招待会,声称在钱学森托运的行李中发现了近800公斤的草图、笔记和照片,这些全部都是技术情报,他们暗示钱学森是一名红色间谍,正准备偷运机密回国,于是把他关进了联邦调查局的监狱里。
钱学森被美国政府无理拘禁的消息一经传出,世界各国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爱好和平的人士,都纷纷向钱学森发出了声援的呐喊。中国政府也公开发表声明,谴责美国政府的这一错误做法。
1954年4月,美国国务院发布公告,宣布取消扣留中国留学生的法令。可钱学森夫妇的行动仍然被监视。
1955年,钱学森用香烟盒写的一封求援信辗转送到了周总理手中。信中写道:“阻碍归国的禁令已于4月被取消,然我仍身陷囹圄,还乡报国之梦难圆,省亲探友之愿难偿,戚戚然久之”,“恳请祖国助我还乡”。
周总理看了这封信后,激动地用手拍着桌案说:“好,有了这封信,我们就可以向他们要人了。”
周总理当即把将要赴日内瓦参加中美大使级会谈的王炳南找来,将钱学森的信递给他看过后,严肃地说:“炳南同志,这封信很有价值。这是一个铁证。它说明美国当局至今仍在阻挠旅美华人和留学生回国。你要用这封信揭穿他们的谎言,争取使钱学森这样的科学家能早日回国。”
1955年8月1日下午4时,中美两国大使级会谈再次复会。王炳南大使将钱学森的这封写在香烟包装纸上的信及翻译件摆到了谈判桌上。美方代表顿时哑口无言。最后,美国方面只得同意允许钱学森回国。
1955年9月17日,钱学森一家从美国旧金山港口乘坐克利夫兰总统号轮船返回祖国。所有经历过钱学森事件的美国人内心都明白,钱学森的离去意味着什么,加州理工学院院长杜布里奇先生那天没能到码头去送行,但是他却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钱学森回国不是去种苹果树的。
唤醒震惊世界的梦想
钱学森的回国引起了各国媒体的瞩目,人们无不对这位世界著名火箭专家返回红色中国后的生活充满好奇。
人们发现回到国内的钱学森,生活上有了很大的变化。他脱下穿了20年的西服,换上了卡叽布的中山装,除了不一样的气质,不一般的学识和不同寻常的经历外,他和国内普通的中年知识分子没有什么区别。
为了尽快熟悉国内的情况,钱学森接受了有关领导的建议,前往当时工业最发达的东北地区进行考察。直到今天来看,这次出行,不管是对钱学森,还是对中国的导弹事业,都是一次意义深远的旅行。
钱学森回忆说,“有一天呢,突然通知我,说今天晚上你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院长陈赓大将要会见你。我去了,陈赓大将就跟我谈,谈着谈着他就问我,中国人搞导弹行不行,我那个时候正憋着一肚子气呢,中国人怎么不行啊,所以回答很干脆,我说外国人能搞的,中国人也能搞,难道中国人比他们矮一截?陈赓大将听了以后非常高兴,说好极了,就要你这句话。”
这次短暂的会面,似乎只是东北之行中一个愉快的插曲,但与这位年轻的火箭专家的会面,使中国的军事领导人对导弹的认识变得具体、清晰起来。
而此时的中国在导弹研制方面就像一张白纸,许多与导弹相关的词都是钱学森亲自翻译的。他又像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一样拿起了教鞭,为新来的大学生们教授导弹概论。在同学们的印象里,这位从美国回来的大科学家不仅知识丰富而且为人谦和,大家印象最深的就是钱老师经常组织大家开讨论会。
钱学森说,讨论很重要,搞科研不是一个人坐在那儿冥思苦想,要花工夫是对的,但讨论也是至关重要的。所以他在力学所的时候,要求每个办公室都要挂一个黑板,便于大家在办公时想到什么事需要讨论随时记上。
1960年,在钱学森的具体领导下,我国研制成功了第一枚导弹。之后,他又亲自主持了我国“两弹结合”的技术攻关和实验工作,于1966年成功发射了我国第一枚导弹核武器。1965年,他向中央汇报说研制发射人造地球卫星的时机已经成熟。1968年,他兼任空间技术研究院首任院长。1970年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新中国终于迎来了航天时代的黎明。
生命中的三次激动
1991年是钱学森最被人们关注的一年,这一年,他被授予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
面对国家给予的最高荣誉。钱学森十分谦虚:“这个荣誉不应只属于我,一切成就应归于党,归于人民。我只是恰逢其时,回到祖国,做了自己该做的事情。今天国家授予我这么高的荣誉,有人可能问我,激动不激动啊,我可以老老实实告诉大家,我今天并不激动,为什么?因为在我这一生,已经有过三次激动了。”
最近的一次,是“我看了王任重同志写的《史来贺传》的序言。这个序言里他说中央组织部把雷锋、焦裕禄、王进喜、史来贺和钱学森这5个人作为建国后40年来在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的共产党员的优秀代表,我心情激动极了。我现在是劳动人民的一分子,而且与劳动人民中最先进的分子连在了一起”。
而追忆前事,钱学森的第一次激动已经是差不多半个世纪之前的事情了。1955年,那时他刚刚被获准回国,临行前他拿着自己在美国刚刚出版的《工程控制论》,跟自己的老师冯·卡门辞行。冯·卡门看完钱学森的最新著作后,诚恳地说了一句话,钱,在学术上你已经超过我了。
钱学森说:“当时听到这句话我很激动,因为我当初出国的目的就是为了把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学到手,而且我要超过所有的外国人,然后回去建设我的国家。现在我所从事的这个领域里,世界上最大的权威,我的老师冯·卡门说我超过他了,我这20年的心血没白费,我的愿望终于实现了,所以我激动得一夜没睡着觉。”
然而没有人想到,《工程控制论》这本迄今仍然在学术界产生重要影响的经典著作,竟是钱学森在被美国政府限制人身自由的5年中写出来的。
50多年来,尽管曾有过很多次的被邀请,但钱学森再也没有踏上过美国国土,即使是美国相关部门承诺授予他两院院士称号及由总统颁发的美国最高科技大奖,也被他通通拒绝。
1959年,经钱学森本人申请,并经过党组织的严格考察后,他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是他的第二次激动。
钱学森回忆说:“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了,我又激动了一夜没睡觉,因为我回来的目的是什么,我回来的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建设我们的国家,把我的力量贡献出来,我要这样做,只有成为一个共产党员,才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我这个愿望实现了,我可以更好地发挥作用了……”
钱学森是名副其实的中国“航天之父”。连“航天”这个名词也是钱学森提出来的,过去没有这个名词,过去有宇宙、空间的提法,是钱学森坚持有航空、再高一层就应该有航天的概念。
钱学森对中国航天事业的贡献绝不仅仅只是起一个名字这么简单,有人说,如果没有钱学森当年的回国,就不可能有中国航天事业的今天。
晚年的钱学森依然在不停地思考,在2002年出版的《创建系统学》里,人们发现钱学森晚年所做的研究工作,目标瞄准的是20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00周年的日子。
这就是曾让美国政府感到紧张的钱学森,虽然他已经离开,但他的名字永远不会被人们忘记,因为钱学森这三个字早已不再属于他自己,他已经被镌刻在了新中国航天事业的丰碑之上。
(摘编自《走近科学》、
《党史文汇》、新华网等)
（作者：宗 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