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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两种世界观之间的较量。如果真要有一个立场，我的立场就是人道主义
因为办理各种手续延误了时间,以色列空袭巴勒斯坦的第八天,周轶君才到达战区。一下飞机,恰好赶上地面战争开始。以色列方面不允许任何国际媒体进入事发地带，周轶君就在距离加沙3公里处的一道看不见的边界上进行报道。此时充斥耳膜的爆炸声、滚滚燃烧的黑烟让这个曾经驻加沙两年的女记者心情复杂。
“我看待这个问题时总想努力使自己公正，但其实是很荒谬的。就像拿最尖锐的矛去打最坚固的盾，我站在任何一方都可以拿出有力的证据去驳斥对方。如果真要有一个立场，我的立场就是人道主义。”
自去年年末巴以冲突再次激烈起来后，周轶君第一个反应就是想知道自己在加沙的朋友们是否平安。自从她2004年离开新华社不再常驻加沙后，那里已经没有国内的记者，只剩下两个巴勒斯坦的雇员，她与其中一个非常要好。空袭的第二天，网上有消息传新华社驻加沙的办公室被炸了，因为担心那位雇员和他家人的安危，周轶君整整拨了两天电话才找到对方。
“他告诉我，不是办公室，是他家被炸了。没有直接命中，擦过去的，家里玻璃全碎了，他弟弟也受了伤。听他的声音那么憔悴，好像过不下去的感觉。”
在以色列的11天里，周轶君第一次体验到哈马斯发射过来的火箭弹的威力。一个清早他们住的酒店就会响起四五次空袭警报。在以色列南部边境的新闻中心报道时,三枚火箭弹就打在离中心500米远的地方,爆炸声非常恐怖。晚上周轶君打电话给加沙的那位雇员,诉说自己的遭遇。
“正说着，就听见电话里有嗖嗖的声音，对方问我，你听见了吗？以色列又打过来了！没过多久，我也听到我们这边响起了警报。隔着一部电话，战争在同步进行。”
这次空袭是以色列建国60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对加沙的破坏当然也最严重，所以周轶君以为来接她的雇员朋友会满身劫后余生的疲惫，不料完全不是。朋友说，他们恢复得很快，战争结束了，人们都觉得生活还要继续。
仅隔一条边线，巴以两个家庭的生活却有天壤之别，但两家的孩子看的动画片是一样的
当记者，谁没有梦想过成为一名出生入死的战地记者？但周轶君没有料到自己会与加沙、巴勒斯坦人建立起也许一生都不会割断的联系。
周轶君坦承自己当年申请去加沙，仅仅是受年轻人愚蠢的虚荣心怂恿。“我想当一个好记者，当一个战地记者，觉得那是一件很酷的事情，希望自己到了那里可以有一份好成绩，得到荣耀。”然而真正到了那里，目睹自己的镜头后面，每天都有人在流血、死亡，她的心慢慢变得谦卑起来。
在加沙，定点清除、空袭特别多，你完全预料不到什么时候一颗炸弹就会从天而降，危险总是如影相随。周轶君还记得，哈马斯的精神领袖亚辛在世时，曾在逃脱了一次定点清除后的第二天就在自己家门口会见新闻媒体和支持者，她照例也去拍照片。
“当时人很多，我挤到最前面拍，也没多想什么。后来看新闻得知就在我们采访的时候，以色列又出动一架战机来炸亚辛，已经锁定目标了，结果发现现场人太多，飞机才掉头回去了。”
还有一次去邮局办事，走到只有50米远的地方，一声巨响，邮局被炸了，原来被以色列认定的一名恐怖分子藏在那里面。投完炸弹的战机吐着白烟离开，周轶君目击了轰炸的全过程。那天她是第一个到达现场的记者，号称“第一个知道”的CNN在她拍摄完毕后才赶到。
周轶君不愿意拿危险当炫耀的资本，她不认为身处险境就代表自己一定是个好记者。“有一位摄影师说过，真正动人的故事是在前线稍后一点的地方，要做爆炸背后人性的东西。如果我的报道永远只是告诉你我离炸弹有多近，当地有多惨烈，那没有更深层的意义。”
为了追逐“更深层的意义”，周轶君锁定了定居点。她来到距离以色列定居点最近的一户巴勒斯坦人家，全家十多口人，只有一张床。当晚这张珍贵的床被让给了周轶君，其他人全部睡在地上。因为离定居点最近，这里几乎每天晚上都能听到从对方传来的炮声。在这个什么家具都没有的家里，最安全的地方就是厕所，那一晚全家就往厕所里跑了好几次。透过窗台，周轶君可以看见以色列的巡逻坦克正通过他们的门前，早上孩子们起来上学，路上还留着前一天晚上履带轧过的痕迹。
凭借记者的身份，周轶君又进入定居点找到一户以色列家庭。令她感慨的是，仅隔一条边线，他们的生活与巴勒斯坦人却有着天壤之别，好像世外桃源。“房子很新很漂亮，安全措施很严密，但这家孩子看的动画片与巴勒斯坦孩子看的是一样的。”
这户以色列家庭连一个巴勒斯坦人都没有真正见过，却把对方想象为魔鬼，这样的仇恨从何而来？住在定居点的另一个以色列老人给了她答案。“早在定居点没建立之前这位老人就住在这里了，他告诉我他和巴勒斯坦人做过生意，还去他们车里买过鸡蛋。他觉得巴勒斯坦人并没那么可怕，还说自己有一个梦想，跟巴勒斯坦人一起开个饭店，名字就叫‘和平’。”周轶君感到正是因为相互不见面、不了解，才会让仇恨的根系越扎越深。
在加沙活动的记者们人手一个头盔、一件避弹衣，然而并不意味着穿得越多就越安全
在战地，女记者是稀有动物，无论是国际媒体圈里还是巴勒斯坦当地都非常少见。由于加沙环境恶劣，西方媒体的办公室都设在以色列的耶路撒冷，周轶君曾是唯一常驻加沙的外国记者。每天一个人面对各种需要处理解决的问题，她常常忘记自己的性别，只有在必须穿长袍、戴头巾采访时，才提醒她身为女人。有一次，埃及代表团来见哈马斯的领导人，时间紧迫，没有穿戴齐备的余地，周轶君直接冲了进去拍照片。出来后，其他男记者开她玩笑：刚才应该把你抬出去，你大大地冒犯了他们。
抢画面时,女性的身份更不会得到优待:“男记者不会照顾女性，绝对互不相让,拿胳膊肘打来打去也很正常。你全身心投入的时候不会考虑那么多。我总认为我首先是一个记者,然后是女记者，最后才是女人。”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可以轻视必要的保护措施。去难民营采访时,即使周轶君穿了袍子,那些男孩子看到一个外国女人独自出来也觉得非常好奇。她在前面走，后面能跟着几百个孩子。“他们一开始向我丢小石头,试探我的反应，后来改丢大石头,结果就把我砸伤了。”
比起石头,更可怕的是不长眼睛的子弹和弹片,在加沙活动的记者们人手一个头盔、一件避弹衣。然而战地的状况变化不定,并不意味着穿得越多就越安全。
“有一次我们去拍巴勒斯坦人向以色列坦克扔石头的场面，为了抢画面，记者们都站在双方的中间。我跟一个经验丰富的巴勒斯坦摄影师靠在一起，他曾经因为拍摄过一个巴勒斯坦男孩身中8枪的场面而非常出名。他告诉我要靠坦克更近一些拍东西，不能直线走过去，那样会让坦克上的士兵认为你具有进攻性，必须走之字形，而且还要不断停下来假装拍些东西，让他们清楚地看到你只是一名记者。”
当天这位巴勒斯坦摄影师就没有穿避弹衣，理由是太重了，让对方看清自己的记者身份才是最安全的措施。凑巧的是周轶君也只穿了一件羽绒服,对方还诧异地称赞她非常勇敢,其实她是忘了穿避弹衣。“前一天去修车时把避弹衣拿走了,但不能说没穿避弹衣就不工作了,只有继续。”
空袭一过，她会去看宁静的地中海，她觉得这辈子都不会在其他地方看到这样的美景了
加沙很小，面积只有365平方公里，四面封锁，没有电影院、没有商场，一个年轻姑娘怎么可能待得下去？出发之前有人预计，不出3个月周轶君就会吵着要回国。不仅是危险的问题，那里的生活实在太闷了。
出于对记者行业的热爱，刚抵达加沙时的周轶君，用兴奋掩盖了恐惧和孤单。就这样过了一个多月，一天她结束采访后满身疲倦地回到公寓继续写稿，不知不觉过了夜里12点。肚子咕咕作响，她起身打开冰箱，发现里面空空如也，连只鸡蛋都没有，更没有地方可以买到充饥的食物。不久又赶上一次以色列的半夜大规模袭击，全城停电。不能做别的，第二天还要发稿，周轶君就坐在地板上数导弹，那晚一共发射了14枚。在咚咚的巨响中，她也不禁问自己值得吗？
忙的时候不觉得，一闲下来，孤独就钻进心里了。周轶君说她不是一个很恋家的人，但有一年中秋她特别想家。“我的窗户对着地中海，我就冲着大海叫我妈妈的名字。”但这种时刻太少了，两年里她几乎忙得根本没有时间去孤独。常驻期间，周轶君只在一年春节回了一次国，还是因为新华社总社开会，大年初二就又返回了。
强烈的使命感能帮人克服厌倦，洒脱的个性也让周轶君能“享受最好的，承受最差的”。 “其实任何一种环境对我来说没有好与坏，我好奇的是在这个环境中的体验。”她果然在加沙找到不少生活的乐趣。
她在阳台上种了很多薄荷，学中东人煮红茶的时候就摘几片放进去,为自己营造点小情调。空袭一过,她还会开着那辆大吉普车去海边。加沙什么工业也没有,天非常蓝，没有人的地中海宁静而美丽。她觉得自己独霸了这片天地，这辈子都不会在其他地方看到这样的美景了。
2006年加盟凤凰卫视后,巴以冲突仍然是周轶君报道的重点之一,几乎每年都要往返一次。不断能听到当年一起抢新闻的同行们的消息,最揪心的自然是有人受伤。离开加沙两个月之后,路透社一名巴勒斯坦记者被打伤了。
“我请加沙的雇员替我买了花去看他，还给他打了电话。我说了很多保重之类的话，他人很害羞，就回答了一句：这就是我们的工作。我当时很惭愧，自己为什么当时不在？我们这些人看到有价值的新闻都会往上扑，好像猎人看到猎物一样。有人说这是敬业精神、不顾个人安危，我觉得几乎是一种本能，连‘不顾’这个词都没有想到过。用最快的速度抓到想要的东西，这种使命感让我们都有些像亡命徒。”
周轶君一直觉得自己挺幸运的,第一次被派驻加沙时才26岁,作为一个记者，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来到一个全世界最热点的地方，这让她在专业领域里更快速地积累了大量经验。同时，作为一个人，年纪轻轻就开始目睹生与死的较量，这种体验将汇聚成一股怎样的力量，她现在还不能得出结论，但就像一颗种子种下去，慢慢发芽抽枝一样，必然会对她的一生产生影响。
(朱权利摘自2009年3月12日
《北京青年报》)
（作者：颜 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