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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欢独自到处走走看看，但不喜欢跟团。在开封看了几尊泥塑，实在觉得没有什么意思，不如跟在一个声音清脆的导游小姐的团里，听她讲些编来的故事。
太阳很大，在去翰园碑林的路上，她回头看我，说：姐，太阳太大，我们到树下歇会吧。
她叫我姐。我不好意思起来，她讲解得再有趣，我毕竟也不是付费的客户。我说：我会付你一部分导游费用。
她有些惊讶，还是接过了我递过去的十块钱：经常有散客跟着我们，大多不给钱的。
她的笑容有些疲惫，却很纯真：我叫春兰，姓李。春兰笑的时候，毫无心机，只是偶尔不说话的时候，眼神看着别处，充满了一种未知的迷茫。
一个文静瘦弱的女孩，一个尽量把导游当做一件乐事来做的导游。这是春兰给我的第一印象。
当晚我想在开封住下，托春兰帮我找间干净旅馆。她抽了游客吃饭的空儿，带我到了一间临街的旅馆说：“这里是吵闹些，但来了开封，不逛开封夜市不算尽兴，住得远了我怕你一人不安全。”
夜市上我遇见了独自一人的春兰，游客们都各自去逛了。几杯啤酒下肚，我们聊了起来。
和大多数从村里进城打工的女孩子一样，春兰家里的情况并不太好，她初中毕业就在家帮父母种庄稼。18岁，她到了郑州，在一个大排档极辛苦地洗碗。一年后，又来了开封，几经周折，因为性格活泼，才做了导游。
一个月后，因为陪远道而来的朋友去开封游玩，特地打了春兰留给我的电话，想请她作陪。
她一直关机。我们离开开封前一个小时，春兰的电话才打过来：姐，刚才手机没电了。隐约问那边有男人大声呵斥的声音。
她问了我们在哪个车站，便挂了电话。上车前十分钟，春兰风尘仆仆地来了，塞过来一袋小苹果：姐，你尝尝。从家里摘的，还不甜。
车开动后，春兰追了几步，一直在挥手，很合不得的样子。
朋友知晓这是我与春兰的第二次见面后说：我以为真是你妹妹呢。看她叫姐叫得那么亲热!
说得我也奇怪了，试想如若只是一面之缘，何以她费时费力赶来车站见我一面?
回到家，打电话给她，谢谢她特地送来的青苹果。春兰说：这有什么可谢的呀。姐，你知道吗，你长得可像我姐，我姐嫁到广西了。嫁得那么远，过得也不好。
原来如此，她对我，不过是寄托对她姐姐的挂念。
自此后，春兰发来一些短信，大多说带的团状况，或者，父亲生病，不开心，如此之类。偶尔也说买了新衣裳，认识的一个男孩在追求她。男孩很好，可惜家里是乡下的。
女孩家的事情，大抵也是这样琐碎。女孩的梦想，大抵也敌不过现实。
再见春兰，是深秋。是在医院的走廊里，我有点感冒，拿了药，晕沉沉地想睡觉。恍惚间听到有个男人在呵斥谁：你怎么又来了?不是说叫你不要来吗?
有女子低声地道歉和恳求着什么。我远远看去，那女子瘦瘦的，似曾相识，一时间倒也想不起是谁。在那男人的推搡下，女子只得转身向这边走来，尖尖的瓜子脸，眼睛大大的，不是春兰还有谁?
她也看到我了，提着手里的大堆东西跑近：姐，姐。
想来是听到我声音因感冒而沙哑，春兰大呼小叫地扶我，好似我是重症。
没事，只是感冒了。什么没事呀。感冒很伤人的。走，我送你回家。她不由分说，架着我往外走。
我的小屋通常很乱，但春兰坚持一定要送我上楼。上了楼，她放下手里的东西，然后把我摁进被子里，自己忙开了。
昏沉中我有想过，昨天领回来的两千块稿费我随手放在书桌上。但困得严重，只隐约知道她在房间里忙来忙去，她什么时候走的我就更加不清楚了。
醒来后已经是第二天了，房间里的整齐洁净让我恍惚间以为到了别人家，几乎不用的厨房里有一锅已经冷掉的小米麦片粥，我点了火加热，不一会儿便麦香满屋。吃了一半，忽然想起桌面上的钱来，端着粥过去看，失望爬上心头，钱不见了。掏出手机打春兰的电话，通了，没人接。再打，关机。
粥仍然很香，却吃不出味儿了。想起春兰毫无心机的笑，只好自己安慰自己，就当是请了一个贵一点的钟点工。
两天后我又再见到春兰，还是在医院里。她坐在走廊的长椅上哭。我走过去，拍拍她的肩膀：春兰。她抬头，大眼睛里满是泪水，看到我，哇的一声哭出来了，抱着我大喊：姐!
我本来还想责问她为何拿走我的钱，她这么一哭，我反而说不出话来了。或者她是骗子，我总应该听她说完她编的故事。
春兰到医院里，是来看她的儿子的。很难相信，这么年轻、这样腰身纤细的春兰会有一个儿子。春兰刚刚到郑州的时候，发现自己与刚刚分手的小男友偷食禁果而珠胎暗结。在她身无分文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当时她打工的那个酒店的一个客人，向她提出了一个建议：把孩子生下来，由他抚养，给春兰一点钱，签好协议让春兰从此之后不能再去看孩子。当时才18岁的春兰答应了他的条件，她的理由是那个男人是有点钱的城里人，孩子跟着他们，也就有了个好归宿。四年过去，春兰虽然偶尔也想一出生就没见过的孩子，但总归年轻，也没觉得怎么样。可前几天，那个男人却找到春兰，说孩子出了意外，由于血型特殊，需要她去输血。就是我在医院里遇见她的那天，她输了血后，求那个男人，让她见孩子一面，男人没答应。今天她是想来偷看一眼孩子的，但听护士说孩子的家人已经让孩子转院了。她想着很伤心，于是在这里哭。
我听得有些目瞪口呆。她的故事，离奇，却也真实，我不知应该信还是不信。
“你还在这里做什么?我们白纸黑字的说得很明白了，你永远不能见他。再说了，跟着你他能过得比现在好吗?说不定连医院都上不起!”男人匆匆而来，匆匆而走，他对春兰的呵斥终于使我相信，这不是故事。
从医院里出来，春兰说要急着赶回开封上班去了，她请了三天假，明天一早就得上班。
我想问钱的事情，张了几次嘴巴，都没问出口。春兰倒是说了很多。
姐，你一个人住，多注意。现在小偷又多。
姐，饿了也要自己做饭吃。
姐，有空到开封来玩。还找我，我不收钱。
公车来的时候，她快步跑走了，两条腿很长很直，背影看起来是一个时尚又美妙的姑娘。
我干脆学会换位思考，就当是把钱给了那个不知道自己亲生母亲是谁的四岁孩子。没有什么大不了。
只是，从此后，春兰发来的短信，我不回了。她打电话说来了郑州约我见面，我也编了不在郑州的谎言搪塞过去。
半年后搬家，收拾书桌时，发现很少打开的那个抽屉里的一角，整齐地放着一沓钱，用一张小纸条封住，数了数，整整两千块。我想了好一会儿，没印象自己曾这样整齐地放过钱。于是我想起了春兰。
忙翻看手机，才想起已经删除了她的号码，她也已经很久没有给我短信或者电话。
一个周末抽了空去开封，还是天波杨府，问了好几处，才有人说：春兰呀，辞职不干了。听说要到更大的城市去，不知道她在哪儿。
更大的城市是哪里呢?而春兰，你在那个更大的城市里，过得还好吗?
(孙松摘自《爱人》2011年第8期，马建刚图)
（作者：凌霜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