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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悉，从1998年2月至今，已有三十多个中国人参加了DAPP(一个向发展中国家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国际组织)的活动，到遥远而神秘的非洲去当志愿者。他们中有教授、大学生、机关干部、外企员工、私企老板……从非洲归来后，他们中的一些人已决定终身投入到这项“关爱人类”的事业中。
23岁的李海豹是北京林业大学外语系大四的学生。他是在大二第一学期听说到非洲当志愿者这件事的。他说：“听了劳特小姐的介绍，看了志愿者在非洲工作的录像，我觉得就跟梦游似的，特别有吸引力。我是学外语的，对我来说这是个很好的机会，利用一年时间到欧洲、非洲，不但能学到很多东西，还能帮助别人，这经历对我一生都很重要。”
1998年4月，李海豹向林大提出休学一年的申请，飞到了丹麦。在他眼里，丹麦的风光特别美，简直像走进安徒生童话的王国。但在这可爱的环境里，他的境遇却挺糟糕。
“我所在的学校有来自英国、德国、葡萄牙、瑞士、巴西、日本、纳米比亚等20个国家即将赴非的志愿者，只有我一个中国人。刚去时，同屋的英国人说话我一句也听不懂，对我的打击太大了，同学们聊天我插不上嘴，开会讨论我也说不上两句，我觉得特别孤独寂寞，一有时间就灰溜溜地钻进电视房看电视，别人管我叫‘TV boy’。不过，看电视使我的英语水平提高很快。3个月后我已经不存在语言障碍了，一个从奥地利来的同学聊天时竟对我说：‘请你说慢点儿。’”
为了集资援助非洲也为了锻炼志愿者的意志，学校要求他们上丹麦街头卖报纸或卖花，这段经历令李海豹终生难忘：“这对我一生的影响都特别大。开始我很爱面子，第一次上街卖报，拉不下脸来，总盼着下雨就可以不卖了。不过后来我卖得特别好，一天能卖1000多克朗。校长管我叫Chinese Pioneer(中国先锋)，因为我起点特别低，但进步特别快。丹麦有550万人口，我至少跟20万以上的丹麦人交谈过，从几秒钟到几十分钟。”
“你跟丹麦人谈什么?”
“先问他们‘你愿不愿意帮助非洲孩子，你愿不愿意买我们的报?’然后介绍我们的报和援助非洲的项目。我还告诉他们，我现在把我的生命拿出一年帮助非洲的孩子，你是不是愿意掏一点儿钱给孩子们一些帮助呢?”
“他们怎么表示?”
“买我报的什么人都有，甚至有个乞丐还给我20克朗买了一份报，我特受感动，他们肯定认为我这样做是对的。”
1998年冬天，李海豹从冰天雪地的北欧飞到赤日炎炎的非洲纳米比亚首都温德和克。DAPP的办事处设在过去殖民时代被称为“有色人种”住宅区，到处可见铁皮屋顶的低矮平房和铁丝网围墙。走在街上，总有些脏兮兮的黑孩子向他打招呼：“CHINESE(中国人)!”他友好地微笑回答。可谁知这些黑孩子立刻伸出小手喊道；“Give me onedollar(给我一块钱)!”在一群孩子的包围下，他只好仓皇而逃。办事处的人叮嘱他，天黑以后决不要外出，这个地区是很危险的。
两天后，他坐了10个钟头的长途汽车，又来到距纳国首都800公里的北部贫困地区。这里离最近的城镇20公里，是DAPP援助纳国的中心营地，有职业学校、小学、幼儿园和树苗培训基地。李海豹去非洲前，选的项目是儿童援助，应该去当小学老师。可一去才知道，他原来的项目已被别的志愿者干了，他现在的工作是去幼儿园当男“阿姨”。
一个中国小伙子去非洲的幼儿园当“阿姨”，这事儿简直太出入意料了，我忍不住笑起来。李海豹也笑了，他说：“当时我一下子就蒙了。我从来没想过教幼儿园的孩子，他们不懂英语，怎么和他们交流呢?好在有个叫玛丽亚的黑人女教师做我的工作搭档、翻译兼向导。我和她用英语交谈，她再把我的话翻译成当地的奥士宛伯语告诉孩子们。我们中心营地的幼儿园有两个班，40个孩子，大多来自镇上的居民家。我第一天的工作便是从这个幼儿园开始的，早8：00，孩子们开始上课，他们排成两列纵队，然后依次到队列前面大声自报家门，如：‘我叫维多利亚，我是一个女孩，今年5岁了，来自奥布兰图。我在厨房中帮助妈妈，我只想对大家说声‘嗨’!’在孩子们热情洋溢的演讲中，第一节课结束了。
“我教孩子们26个英文字母和动物、蔬菜等简单的英语单词，并教他们唱英文字母歌和我小时候玩的游戏，什么‘丢手帕’、‘红灯绿灯’、‘一碗不捞鱼’……和他们在一起玩儿时，我仿佛回到了童年时代，只不过小伙伴换成了黑孩子。孩子们刚开始见我挺生的，他们总是远远地好奇地打量我，每当我试图走近时，他们便‘哗’地一声跑开了。上了几次课后，跟他们玩熟了，每次一见我，老远就围过来了，‘哇’地扑上来把我抱在中间，争着抢着用小手抓住我的手指，别人要抓还打呢，抓住了就不撒手，老跟在我屁股后头，我连厕所都不能上。和孩子们在一起有一种特别纯真的感觉，当一双双小黑手紧紧地抓住我的手指，一个个小小的生命依托着我，信任着我，我的心灵被深深地震撼着。”
“我每天冥思苦想变着法儿地教他们，还写信让国内的同学出谋划策。我住的地方有电视，我经常组织两个班的孩子轮流来看动画片，他们虽然听不懂英语，但哈哈地笑得很开心，我想他们一定看懂了”。
“我常常梦见黑孩子大大的、亮亮的眼睛，如果有机会，我还会再到非洲去帮助他们。”
李海豹在中心幼儿园的工作是暂时的，他主要的工作范围是方圆30平方公里区域内的30个村级幼儿园，每个幼儿园都有老师负责日常的教学工作，他负责视察这些幼儿园的工作情况，提出建议，培训老师同时也教孩子们英语和游戏。
李海豹说：“纳国拥有广袤的土地，但只有160万人口，因而村子的概念也与我国不同，通常一两户人家一个村子，村子之间相距几公里至几十公里远。因此，我在那儿就跟巡警似的，得巡回讲课，有时要骑一两个小时的自行车才能到一个幼儿园。每天早上7点半，我和玛丽亚就骑自行车出发了，水壶和帽子是我的两件‘法宝’。到了非洲，才深切地体会到什么是‘大太阳’，早上出发时，太阳刚露面还比较凉爽，正午时，万里无云，四十多摄氏度的高温使空气都变成热流，骑不上几公里就得赶快找个树阴下来喘一会儿气，否则肯定会中暑。有的幼儿园在几十公里以外，没法骑车去，我和玛丽亚就先到公路边拦车，把我们捎一段路再步行走进灌木深处的幼儿园。有时要顶着太阳走一两个小时，一天下来，脚上火辣辣的，起水泡是家常便饭。在‘日光浴’的恩赐下，我的皮肤被晒得黝黑锃亮，刚回国时，曾被人误认为是外国留学生。
“村里的幼儿园和中心幼儿园的条件比起来差远了，有房子的只有六七所，是DAPP援建的水泥房子。‘草棚幼儿园’占大多数，就是围一圈木棍，在上面搭树叶，像中国农村看瓜的窝棚，里面没有桌椅，孩子们坐在石头上，用树枝当笔，沙地当纸。有的幼儿园是露天的，在一片树阴下，树杈上挂块木板，孩子们坐在盘根错节的树根上听课，一下雨就得回家。还有的幼儿园白天供孩子们上课，晚上就成了山羊圈。大多数幼儿园只有十来个孩子。幼儿教育在纳国还是非常落后的，幼儿园老师的水平很低，一般是些受过小学教育的村里的女青年，有的甚至连26个英文字母都说不准。孩子们每天只来半天，因为老师家还有许多农活等着她去干，非洲的妇女在生产和生活中的负担十分沉重。孩子们来幼儿园都带着饭盒，吃饭时都要把自己的食物分给老师，这样一来，老师的午饭便解决了。当然，我也受到同样的礼遇，但我拒绝了孩子们的‘上贡’，这些孩子很可怜，吃饱已不容易，糖果对他们来说简直是奢侈品。”
“一天晚上，我到一个只有两户人家的村里做客，在粗大的树桩围成的栅栏里，是茅草顶的圆形小茅屋，这里没有电，主人为欢迎我的到来，特意点燃了一根蜡烛。这个家庭有好几个上学的孩子，由于晚上没有灯，他们除了围在篝火旁或看星星外，无事可做。那时我便下决心为他们买一盏油灯。”当我送他们这件小礼物时，千叮咛万嘱咐让孩子们晚上能看点儿书。过了一段日子，我再去那家时，发现他们并没有用那灯，他们说舍不得点灯看书，太浪费。
“当我的志愿者生活即将结束要回国时，中心幼儿园的孩子们为我开了个欢送Party，孩子们在山羊皮鼓的有力节奏下，跳起了热情奔放的非洲舞蹈，唱起了我教的英文字母歌，那稚嫩的声音，雪白的牙齿，甜甜的小酒窝，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一个村子的幼儿园老师送了我一套弓箭，玛丽亚送了我一只铜手镯，我会永远珍藏着，这是人世间最宝贵的友谊。”
再过几个月李海豹就要毕业了，问他毕业后有何打算?他说：“先工作一两年，家里供养我已经到头儿了，我想自己养活自己，经济独立后再出国继续读书。出国一年我最大的收获就是：人不应该只为自己活着，解决了温饱问题后，应该去帮助别人。”
李海豹十分动情地告诉我，他这辈子都忘不了非洲，“晚上做梦时，我常常会梦见纳米比亚幼儿园的黑孩子们大大的、亮亮的眼睛，他们紧紧地抓住我的手指问：‘你什么时候再来?’如果有机会，我还会再到非洲去帮助他们。”
(郝媛摘自《镜像成灯》，中国青年出版社)
（作者：刘 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