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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台北的咖啡屋变成了女野人，我打那个男人。
我失了风度吗？我令人侧目吗？我需要检讨吗？
不，我不后悔。因为这件事是在证明：我活着，有血有肉地活着。
我的童年生活是在台湾东部一个孤儿院里度过的，那段并不幸福的童年生活让我记忆犹新。
大概是在我六七岁的时候，我突然成了一个孤儿，被送进了花莲一家孤儿院。那时花莲仍然是台湾最美的地方，但因为局势动荡、经济萧条，而并没有得到足够重视，孤儿院的条件很差。
我小时候性格孤僻，与孤儿院生活格格不入，但我必须学会乖，因为如果不乖，就要挨打。
记得一个星期六的早上，早餐之后我回到宿舍，看见舍管在追逐一只美丽的蝴蝶。要知道，台湾盛产蝴蝶，我们这所坐落在山区的小孤儿院，也常常会闯入蝴蝶。那仿佛是一只黄裳凤蝶，翅膀很大，颜色炫黄，美丽无比。她的身后还陆陆续续跟着几只小一点的蝴蝶，同样很美丽。
我小心地看着舍管捕捉这美丽的生灵，她从网里将一只只美丽的蝴蝶相继取出，然后用大头针穿过它们的头和翅膀，用针将它们固定在厚纸板上。
这是多么残酷的方式，她并不先杀了它们，而是活活地把它们固定，让它们等死。
那次以后，我曾经独自走进矮树丛许多次，去寻找这些可爱的生灵。渐渐地，它们不再怕生，聚集在我的周围，有些胆大的蝴蝶还在我的头、脸和手上停留。我喜欢蝴蝶。
有一天下午，我终于忍不住，趁舍管不在时偷偷溜进了她的房间。她一直喜欢收集蝴蝶制作标本，我看到了那些厚纸板上被大头针钉着的蝴蝶。有一只大概是刚刚被钉上，翅膀显然在动，我伸出手去碰它的翅膀，一枚大头针被我弄掉了。
我以为那只蝴蝶会开始振翅逃命，可是，它没有动。我小心翼翼地把另一枚大头针也拔下，它还是没有动。当我把全部的大头针从它的身体上拿走后，它似乎哆嗦了一下，但是，它还是平摊着翅膀，匍匐在纸板上，它不肯飞了。
后来的事情可想而知，舍管从菜园子回来后开始对我大骂。
我站在那里，默默地忍受着舍管的辱骂，但是一句也不敢反驳。最后，她拿起厚纸板打我的头。各种蝴蝶碎片散落下来，像下雪。
我在孤儿院一直待到10岁，后来，被一对夫妻收养，离开花莲，去往台北。养父母对我管教很严格，也是动不动就打骂。但我在孤儿院已经学会了沉默，我按他们喜欢的去做。努力学习，拼命拿好成绩。后来，我进国中，考上大学。
就在我大学快要毕业那年，我的养父母在印尼旅游，遭遇海啸不幸去世。
我一度非常难过。少年失怙已经很悲惨，养父母也意外遇难。大学马上就要毕业，老老实实的乖女，怎样才能在千军万马闯关的台北找到工作?暑假时，我一个人待在家里，那一年，台湾下很大的雨，我在家里做家务，忽然听到有人敲门。跑去开了门，没想到的是和我做了很久邻居的润明。他满面雨水，小心翼翼地对我说：“别太难过了。”我愣了愣：“还有什么事吗?”润明抹了一把脸，说：“没有什么事，我刚才出门时看到你一个人在房间待着，忽然就想告诉你这句话。”
我眼眶开始湿润，润明笑笑说：“有什么事情可以来找我，我可以帮你忙。”然后，他发动机车，开走了。
我和润明有了一个平淡的开始。润明爱玩，动不动就和朋友出去。但他从来不带我去，因为我是“乖乖女，不会玩，没意思”。我不介意润明去玩，毕竟我们生长在不同的环境，喜欢的东西有所差别，他没必要整天陪我，他也应该找点他的乐子。3年后，我们准备结婚。这个时候，我忽然被查出患了乳癌。我才23岁!起初，我和润明都不相信23岁的女生怎么可能会得乳癌。但是几家医院检查以后证明，我真的很不幸。
我平躺在医院的手术室。麻醉过后，绿袍的麻醉师在用针刺我的胸，问我痛不痛。
我说：有一点痛。
医生隔了一分钟，又来刺我，问我痛不痛。
我说：还有一点点。
医生加大了麻醉药的剂量，又刺了几针，我感觉不到痛了。
这时候他们开始做手术。
那次手术的经历，最让我难以忘记的不是我的左胸被切开，肿块被拿掉，皮肉被揪起、缝合。我无法忘记的是那根试探我是否还有痛感的针。它刺我，直到我习惯了那种刺，直到我说：我不痛了。
我觉得我很像童年时代的那只蝴蝶，还活着，但是，感觉不到痛了，不想再动了，也没有飞起来的欲望。
那一年，台湾的雨仍然很大，我和润明坐在咖啡馆里，他向我摊牌：“我确实和别的女人好了，她怀了我的小孩，你，你能生吗，瞧你的身子。”我看着润明的眼睛，那双眼睛还是那么浓黑，但是它却变得无耻。“我不能和一个没有胸部的女子结婚。”他看着我，带着怜悯和嫌弃说：“你多保重吧，我们的关系到此为止，我走了。”
我说：“你等等。”
在那一瞬间，我站了起来。不知是什么力量驱使，是愤怒?是委屈?还是不平?我忽然抓起咖啡馆的菜单，像打动物那样去打润明。接着我又用咖啡泼他，上前去撕他的衣服，咬他，踢他。我失去了一个淑女的风度，像野兽一样把怨气一股脑地化为了暴力。咖啡馆里的人都呆住了，一时之间，他们忘记上来拉我，一任我疯狂地用武力去对付那个辜负我的男人。我一边打一边大哭，那也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号啕大哭。
眼泪洗刷了我，润明走后，许久许久，我待在咖啡馆里，没有动。
有一位侍者小心翼翼地上前替我续了杯咖啡，她迟疑了半天，终于轻轻地对我说：“小姐，不要为不值得的人生这么大的气,书上都说，当你不再爱一个人，你应该云淡风清地看待一切。”
我何尝不知道这个道理，但是，所谓的道理，都是说给人的理智去听的，而一个女人，在被男人抛弃和背叛的时候，她最想做的只是：打死他。
我遵从了一次自己的情感，在台北的咖啡屋里变成了一个女野人，但我不后悔，因为这件事是在证明：我活着。
我在有血有肉地活着：有感觉、有痛楚地活着。有仇必报，有怨必发地活着。
4年以后，我来到日本，成为一名图书馆管理员。我还是像从前一样，过着规律清淡、按部就班的生活。像别人看到的那样，我是一个沉默、文静、害羞、不善言辞的小女子。他们也许觉得有这样外表的女子，应该是逆来顺受，对生活从无反对意见，并且相当柔弱的人。但是，他们不知道，我心内有火，手中有力量，如果再次遇到伤害我的人，我还会大力地吼出来：“我打死你，快给我滚开!”
我不是纸板上的蝴蝶，我没有自我麻痹。
我是人。
（浩子摘自《知音女孩》2007年第10期，安玉民图）
（作者：吕默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