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
我差不多每年春节都要去给吴先生拜年，同时看他新出版的画册。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马年的大年初一，吴先生把那第一本画册送给我时，他闪耀的目光如火焰一般明亮、灿烂!我珍重地捧起厚厚的画册，翻开来，发现一共选印了64幅作品，不由得不吃惊:全年365天，平均每5天就画出一幅新作，而那年，吴先生已经是83岁的老人了!
当时他还对我说:“这还不包括废掉的不满意之作。我不重复老路，不抄袭自己，必须有了新想法才动手，不然就不画。”
我问他为何总要这么“逼”自己？又为何总能捕捉到新的东西？他让我看画册的《自序》，其中有这样一句话:“定型的形象有限，不定型的思维无限，由思维引申形式，虽难产，婴儿却应永远是新生态。”待我念完，他像是对我说，又像是自言自语:“找不到最满意的表达时，是我最苦恼的时候。有时候，似乎找到了，内心里就特别快乐;可是它又离你而去了，你就又处于痛苦之中。我这一辈子都在寻找……”
他又一次绝处逢生
是啊，80多年风雨兼程的生命羁旅，一分一秒地垒筑起这位享誉国际的绘画大师的艺术高度，每一步，都艰难备至。其中，有3个细节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一是抗战时期在昆明，敌机来轰炸，全校师生都上山去躲避，只有吴冠中苦苦恳求图书馆管理员，让他将自己反锁在馆内，临摹古人画册。那独自对话经典的自在滋味，至今仍在他心头畅快地荡漾着。
二是上世纪60年代，一次南下广东写生回京，吴冠中将他画的一包画立在座位上，自己则站在旁边以手相扶。站了3天3夜，下火车时腿、脚都肿了，可是他心里高兴，庆幸作品们终于平安到家了。
三是上世纪70年代，吴冠中的岳母在贵阳病危，他好不容易请下假来，携妻前往探视。途经阳朔时，他太想画桂林了，遂中途下车，盘桓一天。谁知天雨不停，他叫夫人打伞遮住画板，两人则淋在雨中，任雨丝打湿衣衫。后来刮起大风，画架实在支不住了，怎么努力也画不成了，失望之下，吴冠中竟哭了起来!
这是我唯一一次听到吴先生说起他的哭。
这同一的悲切，2005年，在吴先生家中，又真实地上演在我眼前。那是国庆节期间，他大病后身体有所好转，我去探望他。那年春上的一场重感冒引起一些并发症，大夫强迫他住进医院。对于这辈子一天也没闲过的吴冠中来说，不能画画了，就整日烦躁不安。后来争取回到家，却发现孩子们怕管不住他，干脆把大画案撤了，于是吴先生更加痛苦不堪。
他严肃地瞪着我，打着强烈的手势，激愤地说:“上帝的安排不好，对生的态度积极，给予生命、母爱、爱情;可是对死的问题就不管了，人老了、病了、痛苦了也不闻不问。我认为生命是个价值过程，在过程中完成价值就可以了，鲁迅先生只活了56岁，做出的成绩远远超过长寿之人。我们为许多人可惜，是因为他们做的事没完成，如果完成了，不非得痛苦地活那么长。”
我望着他越发消瘦的身躯在衣衫里面强烈地抖动，虽然腰板还挺得笔直，但胳膊细得只剩下了骨头，让我见证到“形销骨立”这个词。于是我竭力寻找着，想拣几句能够宽慰他的话。不待我开口，他又像是对我说，又像是自言自语:“我就是进入不了老年生活——叫我养花、打牌，不行!叫我休息、不做事，不行!回想这辈子最幸福的时期，就是忘我劳动，把内心里的东西贡献出来的时候。现在思维、感情不衰败，还越来越活跃，可是身体的器官老了，使不上劲了，这是最痛苦的晚年。”
不过，在那段“最痛苦”的日子里，吴冠中也不管不顾，左冲右突。最后，火山终于找到了突破口，辉煌的岩浆喷发而出，一泻千里——他又一次绝处逢生，找到了“字画”的新形式。
比如一幅作品，画面上只有“土地”两个字，但它们不仅是写出来的，也是画出来的，是字和画的合一。它们与吴先生过去的书法、绘画都不一样，但一眼又能看出还是他的笔墨，吴冠中神韵在焉。
血液里的“不安宁粒子”
吴冠中的血液里有一种特殊的东西，叫做“不安宁粒子”，或者也可以说是“不安分”吧。他的血液只要一经“艺术”这个导火索点燃，马上就会沸腾起来。用他自己的话说，“像含羞草，一碰就哆嗦。”
他当了一辈子美术教师，从第一天做助教开始，直到耄耋之年的最后一次登台，其特色始终没有变，一上讲台就激动，越讲越兴奋，就像陷在恋爱中，不能自拔。
其他，只要一涉及“艺术”，他马上就变成奋起的雄狮，谈话激动，写文章也激动，更不用说画画了。多少年养成的习惯一直持续到今天，他作画，往往早餐后即开始，一直画到下午、傍晚、深夜，其间不间歇，不休息，也不吃饭、喝水，何时画完何时才回到“人间烟火”。艺术是他永远的新娘，初恋的狂热一直持续到黄昏恋，始终恋不够。
这样的性格，这样的执著，不在他身上发生点事，简直就是不可能的。小的挫折和坎坷当然不断有，后来比较重大的有两件，一是那场旷日持久的“《炮打司令部》假画案”，一是“笔墨等于零”的讨论。
对于上世纪90年代初期到中期的那场假画官司，明明是别人伪造的拙劣之作，假冒吴先生的名字卖了52.8万元港币，还被卖家扬扬得意地宣扬，谁能不动气？他的单位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出面替他打官司，几度风雨几度春秋，最终还是真理战胜了金钱。
而对于至今仍在争论的“笔墨等于零”，吴冠中没想到会掀起这么大的波澜。笔墨等于零是指脱离了具体画面的孤立的笔墨，其价值等于零。正如未塑造形象的泥巴，其价值等于零一样。
这道理，听起来非常好理解，可是却相反，争论四起，甚至超出绘画界，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一个事件。
这当然是一件好事，学术之争，越争越接近真理。
最重要的是思想
88个春秋飞渡，吴冠中早就成了大画家，也成了著名作家。他已在北京中国美术馆、香港艺术馆、大英博物馆、巴黎塞纽齐博物馆、美国底特律博物馆等处举办个展数十次，在国内外出版画集、文论集、散文集近百部，多次荣获国内外艺术奖、文学奖，还获得了法国文化部最高艺术勋位，被选为法兰西艺术院院士，等等。但他认为，做成“家”不是目的，做成“大家”也不是人生理想。最重要的是思想，一个优秀的文艺家，首先应该是一个深刻的思想家。
他永远也忘不了当年留学欧洲时碰到的一件事:那天，他坐在伦敦的公共汽车上，待售票员来售票时，他将一枚硬币交给她。这时旁边的一位英国“绅士”递过一张纸币买票，售票员顺手将吴冠中刚才交给她的那枚硬币递给他。谁知“绅士”大怒，拒绝接受这枚中国人拿过的硬币……这侮辱性的一幕像尖刀一样插在吴冠中心上，淌着血，一直记忆到今天。国家不强大，就要受人欺侮;个人没本事，就要受人轻慢;我古老的祖国啊，什么是你最正确、最迅捷的发展之路呢？
吴冠中将思考埋在心底:过去世界看不起中国，中国陈陈相因的传统审美，又的确狭隘，让人看不起。他憋着一口气，一定要“拿来”，借鉴，改造，创新，不用传统笔墨，画出传统精神，重新光大灿烂的东方文化，让全世界真正认识到她的价值——这是他创作的思想底线，也是他一辈子孜孜以求、始终不渝的艺术“长征”。
不了解他的人看他整天写写画画，涂涂抹抹，一辈子和颜料、色彩打交道。殊不知，他从来就不是一个只为艺术而艺术的“技术主义”的画匠，也不是一个单纯吟诗弄月的“自我娱乐”式的文人。他的眼睛紧密关注着时代的进程，思考从未停止过。在多年的接触中，他的思想经常是灵光一闪，随口就跟我谈起他对许多事物的看法，不乏心得独运的真知灼见，我在这里复述几节与读者共享:
我有两个观众，一是西方的大师，二是中国老百姓。二者之间差距太大了，如何适应？是人情的关联。我的画一是求美感，二是求意境，有了这二者我才动笔画，我不在乎像和漂亮。那时在农村，我有时画一天高粱、玉米、野花等等，房东大嫂说很像，但我觉得感情没表达出来，认为没画好，是欺骗了她。我看过的画多矣，不能打动我的感情，我就不喜欢。
艺术到高峰时是相通的，不分东方与西方，好比爬山，山坡东面和西面的不同风光在山顶相遇了。
我很幸运:出国前，是跟着潘天寿学的中国画，他是完全传统的，本人画得很好。后来我在巴黎学了3年，看遍了欧洲的艺术馆，知道西方艺术好在哪里;回来后结合国情，加以表现。我明白，最重要的是思想——感情。感情有真假，有素质高低的不同，有些人有感情，但表达不出思想。我现在更重视思想，把技术看得更轻，技术好不算什么，传不下什么。思想领先，题材、内容、境界全新，笔墨等于零。
风格是作者的背影
吴冠中在晚年，透露了一个秘密:当年他赴法国留学时，本是抱定“不打算回国了”的想法，因为当时在国内搞美术毫无出路可言。但在巴黎呆久了，他越来越觉得那灯红酒绿、“画人制造欢乐”的社会与自己不相干。“祖国的苦难憔悴的人面都伸到我的桌前!”于是，他终于下定了决心:“无论被驱在祖国的哪一角落，我将爱惜那卑微的一份，步步真诚地做……”
“文革”中，吴先生下放在农村劳动，还患了严重的肝炎和其他病症，经常通宵失眠，体质非常坏。当时他和夫人朱碧琴都感到他已活不太久了。吴冠中索性重又任性作画，决心以作画“自杀”，结束生命也值了。不料后来奇迹发生了，多年被医生治不好的肝炎，居然被疯狂的艺术劳动赶跑了，他的健康竟一天天恢复了。“天意从来高难问”，吴冠中也终于脱颖而出，成为享誉国际的绘画大师。
很自然的，人们都会问:“如果吴冠中当年留在法国，会怎么样？”然而历史是不能“如果”的。吴冠中也不是一个耽于昨天的人。他甚至说:“明年怎么样？顺其自然。风格是作者的背影，自己看不见。”
哦，我理解，他的意思是说，艺海无涯，“长征”无尽头，个人只管一心一意地探索下去，其他都无需计较——是非曲直，功劳功绩，由别人去说吧。
哦哦，他是艺术的赤子，他的心中只有艺术，装不下别的了。
（钱大军摘自2007年4月4日《光明日报》）
（作者：韩小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