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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春节，我又没赶上回乡的火车。
加班加到年二十八，我只有骂老板冷血，急匆匆跑到万佳百货，买了一大堆食品，赶到广州。广州火车站上已经挤满了人，加上大大小小的包裹，整个广场像个巨大的垃圾场。我被推来推去，好不容易找到售票处，小铁窗早就放下了。票贩子在我身边晃来晃去，一张普通的硬座票已被炒到了800元一张。谁想在今天搭上火车，简直是白日做梦。
我一个月工资也不过2000余元，800元的车票，实在让我承受不了。我大骂倒霉，一边打电话给家里，说准备年三十搭车，看样子只能在车上过年了，我提早向他们拜年，祝大家新年好!
在街上闲逛，找了间旅馆，订了房，给了30块钱的手续费，订了一张年三十晚上返杭州的火车票。
年三十傍晚，广州火车站的广场突然间静了下来。满地的纸屑、垃圾瓶、吃剩的水果皮、白色的泡沫饭盒……几个清扫工没精打采地挥舞着扫把。
时间还早，我买了份报纸，走向车厢。
车厢里没人，我选了一个靠窗的位置坐下。看着书，不久就开车了。
不知到了哪个小站，上来一个农民模样的人，牵着个小女孩，对着车票仔细对看座号，辨认清楚了，他们才坐下。整个车厢其实没几个人，你想坐哪儿都行。一看就知，他们是不常坐车的。
那个男人四五十岁的样子，很像个农民，灰黄的脸、很深的皱纹，只是他的手不是又粗又大，他有一双又干又细的手。那个女孩的脸也是灰黄的，土头土脑的样子，谈不上好看，只是那双黑眼睛就像灰烬里的火星，一闪一闪的。
他们坐在我对面。男人坐下去时，半哈着腰，发出一声短促的笑声，好像说：“打搅了!”
这一路肯定无聊透了，你别想着找一个志同道合的同伴在火车上玩牌了，我继续看我的报纸。
晚上，餐车送了一次面条，黏糊糊的，看着都没胃口。
我拿出上车前买的江南酱鸭，还有一包面包，要了一瓶啤酒，准备凑合着吃一顿年夜饭。
我请对面的一起吃。男人忙摆着手，说“不吃，不吃。”
我看见那个女孩看着面包，咽了一下口水。
我递过去一块面包，又撕了一只大鸭翅，笑着说；“吃吧，都过年了，客气啥!”
我又拿出花生米、凤爪几样下酒菜，索性大家喝个痛快。
我边吃边问；“你们回家过年?”
“嗯……不，小孩子没坐过火车，带她坐火车。”
“喔。”我嘴里应着，心里想中国还有这么浪漫的农民。
没怎么说话，饭很快吃完了，酒也喝光了。男人收拾桌上的碎骨。小女孩突然问我：“叔叔，你看见过雪吗?”
“见过，白的，有的人说像糖，有的人说像盐……”
“您给我说说吧，说说吧。”
说着话，我想去洗手间。
路过洗手池旁的过道，我看见那个男人抱着头，蹲在地上。
哭泣。我听到压抑的哭泣声。
在男人断断续续的哭泣中，我听到那女孩的故事。母亲在她4岁时去世了，9岁时她得白血病，到今天已经拖了4年，医生说今年可能是她的最后一个春节了。爸爸问她想要啥，她说只想看看雪，生长在广东偏僻的山区，她从来没有见到过雪。她生病前读的最后一篇课文是《济南的冬天》，在她脑海中不断地想像着真正的冬天的模样。她想翻过家乡的这座大山，看看山那边下雪是什么模样。
这个一贫如洗的父亲在大年三十晚上和她一起坐火车准备看雪。坐着这趟车去，坐着当晚回程的车回，再也没有多余的钱去住旅店、在车上吃饭了。临走前，他们听了天气预报，说杭州今夜有一场大雪。
我无法想像在这样一张黄灰皮肤的脸庞下有这样一颗细腻的心。
我走到座位旁，给小女孩耐心地讲起下雪时的种种趣事。
到站了，杭州很冷，风很大，却没有雪。
我拿了300块钱给他，他死活不要。我留了一堆食品给他们。
他们送我上了从杭州回新安江的中巴，在车旁拼命摇着手。
在回乡的时候，最怕碰上风雪天，而我希望今天赶快下雪，下得越大越好。
一天无雪。
一夜无雪。
初三的晚上，一家人坐在火炉旁吃火锅。
我突然说了声：“下雪了。”
家人愣了一下：“你怎么知道，是下雪了吗?”
我没做声，径直走向窗边，拉开窗帘——
雪像细小的雨丝一样轻轻地落下，细细的，轻微的，那些声音像很薄的玻璃破碎时发出的极小的声音……
渐渐地，变成大片大片的雪花，顷刻间给大地掩上了一层被子，被子下熟睡着一个个善良而又苦难的灵魂，那些雪花飘下来的样子，就像怕惊醒他们似的……
(刘爱英摘自《视野》2002年第4期)
（作者：山 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