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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1990年毕业于白求恩医科大学，分回了齐齐哈尔，在一家医院做外科医生。参加工作后不久，我便被出国潮所吸引，一心想出国留洋。在丈夫的支持下，我还是踏出了国门。在美国，我在牵挂与拼搏中结识了一位美国老妇人，我们有了一段传奇般的经历。
我在心疼中实现了美国梦
1994年6月12日，我突然接到美国大使馆的电话，我的赴美F-1签证下来了。这已经是我第三次签证了，我早已放弃了赴美的希望，而此时我的丈夫因心脏病已卧床不起了，我没有理由在此时离开他。
可是，当得知我已获准赴美后，丈夫却坚定地说:“好不容易签成了，你就去吧。我感觉我会好起来的……”于是，经过一段生离死别般的抉择，我于8月27日来到了美国芝加哥。我先住在一个大学时的同学家里，到不远处的一所语言学校学习英文，课余时间打些零工维持学习和生活费用。半年后，我离开了同学家，到伊利诺斯大学计算机专业学习。我以每月200美元在学校附近租住了一对老夫妻二楼的一间屋子，同居的还有一位从深圳来的姓冯的女孩。
我每天骑自行车上学、打工，晚上精疲力竭地回来，但我还是坚持着帮房东干些洗衣服、打扫房间等一些零活，因为我觉得200美元的房租太便宜了些，我不忍心占人家的便宜，尤其是占一对老人的，同时我也是有意与他们接触，以便尽快地提高自己英文的听说能力，更主要的是我看他们年龄大了，人又那么慈祥，我既然能做些什么就帮他们做些什么。
1995年秋，我完成了一年的语言学习。在奥德丽太太和伯纳德先生的建议下，我放弃了医学，开始了计算机专业的学习，因为他们告诉我，这个专业将来就业比较容易些。
10月初的一天晚上，我接到父亲电话，得知丈夫再一次入院的消息，而且他的妹妹也被发现患有心脏病。这时我们才清楚地意识到，这是他们的家族遗传病，这样我那可爱的只有两岁多的女儿也有可能被遗传。一时间我觉得天昏地暗，我的公公在他45岁时便死于心脏病，这样想下去，我忍不住嚎啕大哭起来。奥德丽太太闻声上楼来，早先她听说过我丈夫有病，但是她没有想到竟是这样的重。她一边安慰我，一边竟也陪着我流起泪来，看见一个萍水相逢的外国老人为我而流泪，我便止住了哭泣。也就是在这一天，冯小姐离开了，搬到一个美国青年那里，据说他们很快就要结婚了。看着人家蒸蒸日上的日子，再想想自己抛家舍业离开患病的丈夫来美国打拼，心里真的很不是滋味。我的父母和婆婆都要求我回去，当天晚上，我要通了医院的电话，听到丈夫微弱的说话声，我再也说不出一句话来，只是拿着听筒哭泣。丈夫不同意我回去，他说:“晶波，你回来也没有用，你那么费力出去了，没有拿到身份，回来再出去就不容易了。相信我，我能挺得住。我和孩子等你学成，有了绿卡再回来。家里有我母亲和你们家人照顾，你放心在那里学习吧。”我一边哭一边说，“我在这里好好赚钱，寄回去给你看病……”
不知这里面有没有同情，
但是他们却是爱我的
我知道，医治丈夫的病是需要许多钱的。而我们两家都只是普通的工薪阶层，那笔医疗费用对我们两家来说是一个天文数字。我只有拼命地赚钱，才可能救他的命，才会弥补作为妻子不能在他身边照顾他的歉疚。我省吃俭用，只吃在美国最便宜的鸡肉，每赚够500美元，便给丈夫寄去。
10月中旬的一天，我向奥德丽太太交这一年度最后一个季度的房租。老人却说什么也不肯收，她说，“密斯杨，我们不想再收你的房租了。你丈夫有病，需要钱，而我们不缺钱，除了吃饭我们没有用钱的地方，再说你经常帮我们干活呢。”我一下子怔住了，都说美国是一个金钱至上的社会，而面前这个美国老人却不肯收我的房租，这怎么能行。不管我怎样给她，她就是不要。看得出她有些生气的样子，我只好作罢。我想好了，先把这笔钱存好，等到时一起给她。
1995年12月23日，我陪奥德丽太太和伯纳德先生去一家商场采购圣诞节的节日用品，走在前边的伯纳德先生吃力地抱着一棵圣诞树，由于视线不好，他被一辆汽车撞倒，血流如注，奥德丽太太几乎惊呆了，我与路人将他送到附近的一家医院。医生对伯纳德先生进行紧急抢救，急需输血。不巧的是这家小医院前一天因为患者输血导致病毒感染，血库刚刚被封。我立即伸出胳膊说，“我是AB型血，与先生的血型相同，抽我的吧。”奥德丽太太拦住我，“那怎么行，我是O型，抽我的。”我说，“你年岁大了，还是抽我的。”奥德丽太太抱住我说，“姑娘，你行吗？”“没关系，时间不等人，救人要紧。”我坚定地说。我的400CC鲜血流进了伯纳德的身体里。事后医生说，要不是我那400CC血，后来送到的血也没有意义了。
在老人住院的那段时间里，我支撑着输血后虚弱的身体，想尽了一切办法照顾伯纳德先生，为他做可口的饭菜。到了星期六和星期天，我请假不去餐馆，与奥德丽太太一同守候在伯纳德的床前。1996年2月初，伯纳德先生出院，虽然神志清醒，但他的下半部身子却不会动了。为了使老人早日康复，我便挤出一切休息时间，陪着奥德丽太太一同照顾他。学习、打工、侍候病人，再加上惦记大洋那边的家里，我的体力吃不消了，2月末的一天晚上，我突然昏倒在伯纳德的病床前。我在奥德丽太太的呼唤声中醒来，我说:“太太，给我一杯糖水我就会没事的。”就在第二天晚上，奥德丽太太把我叫到伯纳德的床前。突然对我说:“密斯杨，我们决定把你吸收为我们这个家庭中的一员。”他们要收我做他们的女儿，而且他们的房产等一切财产都将在他们百年之后由我来继承。我知道，在西方，有一部分人尤其是一些老人，他们有着博大的胸怀，他们有信仰，主张博爱。但是我没有想到这样的事会让我遇见。我一时没了主意，于是我便推说，这得与我父母和家人商量才行。
伯纳德先生与奥德丽太太一起说，伯纳德身上流着你的血呀！你还客气什么呢!看着两位老人那充满希望又突然暗淡下去的眼神，让我感觉到不能把事情拖下去，我便给家里挂了电话。父亲倒还开明，说那是我自己的事，而母亲却不同意。她说这可是件大事，她倒不在乎会有人分享了她的一部分母爱，但这事得让她考虑一下。而当他们得知这样的话，我将会得到两位美国老人的全部遗产后，他们立即就不同意了。他们说:哪里会有这样的好事。天上掉馅饼?！父亲又接过电话说:晶波呀，你一个女孩孤身在外，可要分外小心才是呀。
这件事就这样放下了。虽然这之后，我常常面对的是两位老人期待似的目光，但我还是强忍着再也没有提及这件事。
1996年10月初，伯纳德老人突发脑中风，10月13日老人离开了这个世界。当我开着伯纳德老先生的车为他办理死亡手续时才知道，他与奥德丽太太根本不是夫妻。几天后的一个夜晚，奥德丽太太拿着伯纳德的死亡证明，向我讲述了他们的故事。
真心相爱的人
才会得到幸福
原来两位老人在年轻时原本是一对恋人，奥德丽太太在5岁的时候随同父母从英国移民到美国。在读中学时，她与伯纳德相爱了，1950年，伯纳德服兵役，远赴朝鲜战场。远在后方的奥德丽太太很久得不到伯纳德的消息，经不住一个音乐教师的追求，等到伯纳德从战场上回来时，奥德丽已经结婚了。奥德丽与音乐教师有了一个女儿，但孩子4岁时便夭折了。伯纳德得知他的恋人已经结婚后，一怒之下远走阿拉斯加，在那里，伯纳德先生甚至乞讨过，但最终还是发展了起来。后来因生意上的失意和家庭矛盾，并得知奥德丽早已被抛弃并正独居的时候，他便于1985年又来到芝加哥与奥德丽团聚，但他们一直没有办理结婚手续，这栋小楼是伯纳德和奥德丽共同出资，以奥德丽的名义买下的。
我一直握着老太太的手，听她讲完他们往昔的故事，我说:“伯纳德先生是一个好男人。”奥德丽太太深深地连连点头说:“他也许像你的丈夫一样，那么爱你、那么支持你。他们都是好男人。”说罢，奥德丽太太把伯纳德的车钥匙交给我说:“这是他好些日子前就跟我说的，要我把这部车送给你。你不要客气了，它现在也就值两三千美金。伯纳德一直感激你。”我已无法拒绝他们的好意，我们留学生接受友人二手车的不少，于是，我接受了它。这是一部九成新的本田车，我知道它绝不只值3000美元。
1996年12月末，我接到了家里的来信。丈夫只有植入心脏瓣膜才能继续维持生命，而他们一时无法筹集十几万元钱的费用。我捧着那抵得万金的家书，一直流泪到天明。
当奥德丽太太得知这一消息后，当即给我开了张两万元的支票，她说:“赶快给家里寄去，它路上还要走些日子呢。”这突如其来的馈赠让我感动得双腿一软，跪在了老人的面前。奥德丽太太连忙扶起我说:“不要这样，我们的真诚一定会感动上帝的，你丈夫的病一定会好的。”
多少年来，奥德丽太太和伯纳德先生是靠政府的养老金过日子，我知道他们也不会有多少积蓄的。钱我虽然收下了，但我决心迟早要还给她的，为此我放松了学业，又开始给一家餐馆打工，并同时给三个人家做钟点工。好在美国是学分制，你什么时候完成了规定的学分，什么时候就可以毕业。我每天早早地出去，到很晚才回来。奥德丽太太总是把饭菜做好了，等我回来一起吃。我的胃不好，吃不惯他们只有八九分熟的食物，她便特意为我将菜多煮一会儿。
1997年3月12日，我丈夫成功地做了心脏瓣膜植入术，当我得到消息时，他已度过了危险期。在我为丈夫高兴的同时，我也得知，我的小姑的心脏病也到了一定严重的程度，她还没有处男朋友，只有我婆婆和我丈夫两个亲人。谁来照顾她？一时间，我刚感轻松的心又沉重下来。钱、钱，在我这样一个家庭状况下，钱的压力真的让我难以诉说。
5月的一天傍晚，我突感胃部不适，提前从打工的餐馆回来。路上由于前方交通事故，我绕道回家。在一个街口广场，一幕让我颇感意外的情景映入了我的眼帘—只见我的老房东奥德丽太太身着三点式泳装，正与一个黑人青年在那里跳性感的舞蹈。吃惊的我连忙把车泊到一边，轻轻地走过去，要看个究竟。他们跳一会儿，又分开，黑人青年弹电子琴，奥德丽太太弹她拿手的四弦琴。然后，黑人青年述说自己的穷困的生活，请路人帮助。黑人青年说完后，奥德丽太太便弹起她心爱的四弦琴，一曲奏罢，她说:“我的女儿一家正遭受着疾病的煎熬，女婿心脏手术刚刚做过，他的妹妹又被发现患有心脏病。那是十分严重的遗传性心脏病，我们还不知道我的外孙女会不会有这种病症……请大家发发慈悲，谢谢了，愿上帝与你们同在。”听了她的话，有人将钱投进她面前的塑料小车里。我的泪早已流了下来，我也走过去，从怀里掏出一张10美元的票子，投进了那辆小车。这时，奥德丽太太看见了我，我忍不住一下子扑到她的怀里，喊了一声:“奥德丽妈妈，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啊……”
一时间，空气仿佛凝固了，路人纷纷解囊，无声地向小车里投钱。我说:“谢谢大家，我们不需要了，谢谢大家了。”
我拉奥德丽太太回家，她一边安慰我一边小声说:“孩子，没有关系，没有关系的，我喜欢音乐……”我死活把她往我的车里拽，那个黑人青年跑过来，把他的那份钱也塞给了我们一半。
你就是我的妈妈，我爱你
回到家里，我第一次与奥德丽太太争执起来。我一边流着泪一边要她不要这样，丈夫的病已经缓解了，小姑的病还不很严重，用不了多久，我就可以工作赚钱了……
奥德丽太太听我说完，走到我跟前，她轻轻地把我拥到怀里，说:“密斯杨，我的好女儿。我做此事的初衷是为了筹集些钱，但是孩子，现在我已在这项工作中找到了乐趣，我一时不会放弃它的，请理解我。”
我只有尊重她的意见。但是从此之后，我尽可能地在天黑前下班，绕道接奥德丽太太。每次她都兴奋地跳进我的车里，一路上喋喋不休地向我讲述这一天的见闻，活泼得像个孩子。之后的两年里，只要是到了夏季，她便会出去跳舞，天气凉了的时候她才呆在家里为我准备着早晚两餐。
那些日子，我几乎忘记家人的病症，然而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1999年8月27日，当我与奥德丽太太一同回到家里时，客厅里突然蹿出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一支左轮手枪指向我们。我怔住了，可此时的奥德丽太太却出奇地冷静，只听她冷冷地问:“Whatareyoudoing?Carrol.”(你要干什么?卡洛尔。)
“我要我父亲的遗产，你必须给我，否则的话，可别怪我不客气!”卡洛尔说。
原来，早在几天前，自称是伯纳德儿子的卡洛尔就找到奥德丽，向她讨他父亲的遗产。“我已经跟你说过，你父亲没有什么遗产，我们也没有结婚。你没有资格向我讨要什么遗产。请你赶快出去，不然的话我们可要喊警察了。”奥德丽太太说。
卡洛尔一步上前逼近我们，突然，他把枪口顶在了我的头上，“你这个臭女人，穷鬼，全是因为你，她才不给我一点遗产。你马上滚回中国去!你听到了没有?!”奥德丽太太一步抢到了我面前，把我与卡洛尔隔开，“有事跟我说，与她一点关系也没有。”
卡洛尔冷笑了一声，“我大老远的过来，绝不会轻易让你打发了。你这个老东西。躲开!”
奥德丽太太没有动。这样僵持了几秒钟，奥德丽太太突然抱住了卡洛尔的腰喊道:“赶快打911报警!”卡洛尔的枪指着我，吼道:“动，我打死你。”电话离我至少有六七米的距离，然而卫生间就在我的背后，就在卡洛尔试图挣脱奥德丽太太时，我突然一闪身进了卫生间。我知道，卫生间的木门是经不住枪弹的，我飞快地打开窗户跳了出去，这时枪声响了两下。我落地还没有站稳，便掏出手机，拨打了报警电话。我的声音很大，当然是要让里边的卡洛尔听见，让他害怕，早些对奥德丽放手。这个办法果然奏效，我看见了卡洛尔飞奔而去的身影。
当我返回室内时，我看见奥德丽太太倒在了血泊中。我与赶来的警察一起将她送进了医院。那粒子弹从她的左肩胛骨穿进去，好在没有伤及要害。
老人很快醒来，要求见她的律师。第二天她的律师才赶到，她向律师口述了遗嘱，在她死后把自己的所有财产送给我。我已说不出话来，只是一个劲地在那里流泪。
2001年3月10日，我取得了我盼望已久的在美国永久居留身份，获得了绿卡。
前一年的年底我也毕业了并获得了硕士学位，而且被美国的IBM公司录用为电脑工程师，年薪4.5万美元。一获得绿卡，我就想回国，看看那里的亲人，我真的非常非常想念他们。但是，奥德丽太太的身体自那一次事件后一直不太好，我放心不下，不管她怎么说自己没事儿，我还是不能离开她—我的老房东，我的美国妈妈。
也许是她真的喜欢在街上表演，也许她是为向我表示她身体真的没有什么问题了，这一年夏天一来临，她便又一次出现在街头，又一次弹起了她心爱的四弦琴，而此时的她，已是71岁高龄的老人了。
2001年7月初，在奥德丽太太的安排下，公司给了我20天的假。当我得知这个消息的当天晚上，奥德丽太太把一张泛美航空公司的双程往返机票放到了我的手里，“快去见见你的亲人吧，见见你的丈夫、孩子，见见你的妈妈，还有你丈夫的妹妹……”我一下子把奥德丽太太紧紧抱住，我说:“妈妈，你同我一起回家。我中国的亲人都盼着早日见到你呢。”
我说动了奥德丽太太，7月12日，在飞往中国的班机上，奥德丽太太好几次问我:“China,HowaboutChina?HowlongistheGreatWall?”(中国，中国会是什么样子呢?长城有多长呢?)
(章剑桥摘自《当代青年》2001年第12期)
（作者：晶 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