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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纽约飞往佛罗里达的航班照常准备启航。机上乘务员忙着迎接客人，帮他们放行李，引导他们入座。我是领班，正按程序进行，有7个月的飞行经验，这套程序对我来说已习以为常了。对机舱进行初查时，我并没有特别注意那个戴黑山羊皮牛仔帽坐在第3排的乘客。
那是1983年的一个阴天。从纽约起飞10分钟后飞机已在云中穿行。我开始验票，来到戴牛仔帽的那人跟前时我俯身请他拿票。在恐怖的刹那间，这次例行的航班成了一次劫机事件。
那人突然从座位上跳起，抓住我的左臂拧到背后。他轻声在我耳边说：“我有枪，带我去驾驶舱。”他把枪顶着我的背，我看到他邻座的女人眼睛里极端恐惧的神色，她还带着一个小女孩。我深吸了几口气，用眼神示意那女人和孩子别担心。
劫机者身强力壮，把我的手臂都拧痛了。背上被枪顶着，我只好对劫机者说驾驶舱增压密封了，要再过15分钟到达3万英尺高空时，才开得了。幸好劫机者不明情况，其实驾驶舱并无密封门。
我慢慢把劫机者引向机尾，尽量远离驾驶员和乘客。只有极少数人知道发生了不测。另一乘务员迈克尔看见我的脸时正在给客人上饮料。我不知道我讲话的声调怎样，但我设法告诉了他发生了一点问题，我们要到机尾去。
很清楚不只是我个人的生命有危险，为此我感到痛苦。我想到机组人员和乘客，想到他们的亲人不明情况都会在机场等着。要想保全机上人员的生命就全靠我了，必须绝对镇静——我一定要想办法使自己平静下来。我开始背诵一段祷文以尽量摆脱枪顶着背的压力，我背诵的是我十几岁时学会的一段名为“宁静祈祷”的祷文：
上帝啊，请赐我镇静
去接受我无法改变的事；
请赐我勇气敢于去改变我能改变的事；
请赐我智慧去做出正确的判断。
我在背诵这段祷文时，我过去受训所学的对付劫机的各种办法一下子都涌上心头。“在你公开宣布有人劫机之前你必须看到劫机者的武器。”这是训练中说过的。于是我鼓足了勇气对劫机者说我要看一下他的枪。他把枪更用力地顶着我的背说：“这可是一把32口径的枪，再问我就一枪打穿你。”
他转过头去对迈克尔说：“和驾驶员通话，告诉他飞海地。”迈克尔照办了。随后几分钟谁都不说话，保持着恐怖的沉默。劫机者再次要迈克尔通知驾驶员，要他先降落在新泽西，卸下乘客只带机组人员前往海地。
这第二次要求给了我机会，我有了办法。这办法有点冒险，不一定能成，但我仍想试试。也许我能说服劫机者在新泽西降落时和我一道离开飞机。随后的40分钟对我来说像过了一辈子那样漫长。终于我们接近新泽西的跑道了，可枪还顶在我背上。我转过头来对劫机者说：“要是我们这个样子去海地你是跑不了的。你会被逮捕，坐一辈子牢。如果你和我在这儿下飞机，我会帮你找个车让你逃跑，谁也不会知道。”
他说：“不行，我们去海地。”
飞机降落了，在飞机终于停下时他转过来对我说：“我改变主意了——我想就此结束。”
机舱里一片沉寂，像被巨大响声震慑住了似的。
迈克尔把自动扶梯放下，劫机者押着我单独走下舷梯，走过机场。我们在一起走的时候我的手臂仍被拧在背后，枪仍顶着我的背脊。我不知道我要把他带向何处，也不知道该如何对付他。
忽然不知从何处驶来一辆巡逻车。劫机者把我拽到他的前面，让我的身体成为挡住警察的盾牌。
那一刻我真以为我要完蛋了。我甚至看见我的全家和他们见我死时的反应。但“宁静祈祷”立刻再次涌上心头。“请赐我勇气敢于去改变我能改变的事……”这祷文使我能平静地接受，因而有了力量。
我转过头去看那飞机，看见舷梯收了上去，飞机缓慢离开，我的朋友和同事以及机上乘客们都安全了。这时我才意识到只剩我一人孤立无援，这是多么可怕的结局。
劫机者把我推入最近的一所房子。他在门厅里等着，我去边上的一间办公室找电话好给他叫一辆车逃跑。他抓了我一个多小时的手臂终于松开了，我小心翼翼地离开他去办公室。
办公室里的人都很紧张，我告诉他们要预防危险，然后转身打手势让劫机者进来。我平静地对他说，坐在办公桌边的那俩人都愿意帮他找车。于是他过去打电话，劫机者的注意力头一次从我身上转移开了。我知道这是我惟一逃生的机会。
我跑了，我觉得我的心都快要从胸膛跳出了，但仍然不顾一切地跑。当联邦调查局人员和警察拥到我身边时，我那种终于解脱的感觉简直难以描述。
15分钟以后他们成功地逮捕了劫机者。我随即被带到一间小房间，联邦调查局和警察方面要我汇报劫机事件始末。从我兴奋的记忆里可以回顾这次航班的每一细节、机组人员以及劫机者的种种情况。他们惊奇地望着我说：“你怎么办到的?我们要训练员工好多年才能做到你那样。你每一步都做得很对。”
我只是对他们说这靠的是几方面的配合：良好的训练，良好的乘务员和乘客，对付紧急情况的本领，尤其重要的是信念。我站起来准备走的时候，低头瞥见桌子的玻璃板底下——就在我坐过的地方——有一份抄件，上面抄有“宁静祈祷”。
（作者：陈文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