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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我出生在湘西山区一个偏远乡村，家乡的人们大都过着非常贫困的日子，而我家在当地又属于生活水平偏下的一类。那时候，父亲久病卧床，在我5岁时就离开人世，大姐已出嫁，大哥婚后分家另过，我只能和年岁不大的小哥小姐在年迈的母亲拉扯下艰难度日，偏偏母亲又生性要强，不让我年少辍学，更加重了家中的负担和生活的苦涩。
在母亲与我们相依为命的日子里，由于家中缺乏青壮年劳力，挣的工分少，从生产队能分得到的粮食自然也有限。为了养活我们几个孩子，母亲在做集体农活之余，不辞辛劳，起早贪黑，在自家那几分自留地里，种了些以土豆为主的杂粮，每年也能收获几百斤，这对于一个贫寒窘迫的家庭来说，已是一笔非常难得的财富。少年的我基本上是伴随着土豆成长的，或者说主要是土豆把我养大的。土豆既是粮食又是蔬菜，我既是母亲的儿子，也是土豆的孩子。
土豆是南方山区种植颇广的一种大众食物。土豆的生长对土质、气候没有过多的需求，家乡属丘陵地区，虽土薄地贫，仍适宜栽种，且回报丰厚。它的藤蔓可切碎作养猪的饲料，长在土里的块茎作用更大，在缺粮少食的年代便成为人们的主食，可水煮，可油煎，还可火烧；如把土豆切片或切成丝，配上辣椒等配料，又能成为一道可口的菜肴。
我少年时代基本上是一边啃着土豆一边啃着书本艰难而幸福地度过的。中学时，学校离家十多里路，因每天早去晚回浪费时间，在那位慈祥的班主任老师的动员下，我过上了寄宿生活。因家中基本上餐餐吃土豆，在校寄宿后，学校食堂不可能收土豆，没有办法，母亲只好赶集把自家种的土豆出售，换回少量大米，供我在学校交伙食。这样一来，全家的劳作成果基本上只能供我一人读书。由于没钱购菜票，每次从食堂取饭后，回到寝室，就着从自家带来装在玻璃瓶中的土豆丝下饭，倒也吃得有滋有味。
高二时的一件事至今还深深地烙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那是一个周末，老师说复习课要上到星期天下午，班上同学均未回家，家长们陆续给自己的孩子送米送菜送钱来了，我因担心下周的生活问题，只好拿着书站在校门口朝着家乡的方向不时张望。眼看天色将暮，正在沮丧失望时，远处蜿蜒的山道上，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我的视线里，正匆匆向学校走来，我一眼看出，那就是我的母亲！当我来到母亲面前时，只见她满脸汗水，显得分外疲惫。因赶集土豆没卖掉，米也没换来，母亲只好回家把土豆煮熟给我送来。看着母亲饱经风霜的面容，闻着土豆散发出的香味，一股暖流在我胸中翻滚，我哽咽着喉咙叫了声“娘”，眼泪不听使唤，犹如断线的串珠，不停地从眼眶滚落下来，母亲的脸上也挂满了泪珠，不停地用她那长满老茧的手擦拭着。
在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高考制度的恢复，我走进大学。临行前的晚餐可说是一顿“土豆餐”。饭前，母亲拿出一个布包，小心翼翼打开后露出一沓钱，双手送到我的手中：“这是把家里的几百斤土豆全卖了换得的30块钱，供你上大学用。”我接过钱，虽然只有30元，却有厚厚的一堆，最大面额的是五元的，其他多是二元、一元甚至一角二角的，我知道这钱的分量，这需要母亲付出多少汗水，种植和卖掉多少土豆才能得到呀？
大学二年级的一天下午，我接到母亲病危的电话，连夜乘车回到县城又步行二十多里山路赶到家中，发现母亲早已紧闭双眼。二哥含泪对我说：“娘走了，娘是累死的，前几天就说身体不舒服，还硬撑着下地去收土豆，累倒在土豆地里……”我在母亲面前长跪不起。
土豆不能像其他高贵的植物花草那样讲究出身，追求名分，对外在环境有许多苛求。给它一点儿土壤，不管这土壤是肥沃还是贫瘠，它都能顽强地成活；给它一点儿肥，不管其肥效高低好差，它都能顽强地成长；当人们需要它时，不管需要的主人是穷是富，不管是豪华的盛宴或是山村的野餐，它都能无私奉献。
难道这不是一种强大的生命力？难道这不是一种高贵的品质？难道这不是一种无私的奉献精神?我常常把土豆与母亲联系在一起……
(李希尔摘自《芙蓉》
2009年第2期,王惟朕图)
（作者：刘世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