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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箱牛奶可以让刘猛（左）和心理援助对象心灵间的距离缩短一些。
历史必将铭记那一刻:2008年5月12日14点28分。
那一刻，山摇地动，天崩地裂。8级特大地震袭击巴蜀大地，曾经的天府之国，生灵涂炭，满目疮痍。
巨大的灾难，吹响了抗震救灾的集结号。
从那一刻开始，成千上万的救援大军从四面八方奔涌而来，无怨无悔地奔走在抗震救灾的前线和后方，默默地奉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志愿者。
岁月流逝，潮起潮落。退潮后沙滩上总会留下潮起的痕迹。时间过去了将近一年，那些眼下依旧坚守在正在重建家园的灾区的志愿者，就像沙滩上的沙迹，提醒着我们:灾难虽然难以避免，生活终将回归平常。
无法自我治疗的心理志愿者
去年8月，大连女孩孟晓宇来到都江堰后就加入了刘猛的全国心理援助联盟。作为心理援助联盟的领队，刘猛帮助过众多幸存者。北川女孩蒋玲在地震中失去包括母亲和儿子13名至亲，企图自杀的她独独拨打了刘猛的电话，如今的她已是刘猛团队里的志愿者。去年除夕夜，羌族青年母广翔因为思念亡故妻女把刀子捅向了心窝，又是刘猛在医院里对他展开心理疏导，使他放弃再次轻生的念头。
然而，当我们关注灾民的心理创伤时，留守灾区长达数月之久的志愿者又是如何承受、排解这份“心理地震”？
“有些志愿者接触到一些遇难者家属就不行了，到了现场就哭，最后受不了回家了。”说这话的人名叫高思发，绵阳人。地震发生第二天他就加入志愿者队伍，募集救灾款。去年5月24日，他加入“中国心”志愿者团队，负责筹集和运送救灾物资，发起人走了，他接过大旗，一干就到现在。高思发说，几乎每个志愿者待久了都会有心理问题，这时就要靠自己排解，因为志愿者的数量实在有限。而灾民的“心理地震”依然存在。
走进都江堰城北馨居一间板房内，女主人热情地招呼丈夫给客人泡枸杞菊花大枣茶，两人忙前忙后，看起来一片祥和，独独床头板墙上十几道长长的口子透出住户内心的不平静。“我们9岁的女儿在地震中去世了，前不久我怀孕但又流产了，那天我老公突然疯了似的爬上床头用刀子划墙。”说起那天，女主人仍心有余悸。
“你看这些人会说会笑，其实他们只是将痛苦隐藏得更深，遇到特殊节日或事件就会爆发。心理援助不神秘，技巧也都是次要的。我在这儿很少说话，我营造一种欢乐的气氛，每个人在这里感染了欢乐，他们本身又成为一种气氛。把创伤者放入其中，就OK了。不需要你去跟他说‘你要快乐，要振作起来，事情都过去了’……这些语言是无力的。在他们身边，我是一个真实存在的志愿者，让他们感觉到我真诚的关心，比我说了什么，重要多了。
“我所能做的，是让哀伤的强烈程度不影响心理、生理和日常的行为方式，作一些疏导，但绝不是掩盖，更别指望人们会遗忘。”刘猛加重了语气说。
今年4月的一个夜晚，孟晓宇带着帮扶金申领表去看望一名白血病患儿欣然。推开门，欣然躺在沙发上发出“呜呜呜”的痛苦声音。她又出鼻血了，不到10秒钟鼻孔里的纸巾就被染红，废纸篓里丢满了殷红的纸巾。家访后第三天，她走了。这一次，孟晓宇再也扛不住了。
“她留了那么多鼻血，如果我坚持把她送到医院，说不定就能把她救回来；如果我不发起募捐，自己先掏出2000元，给她买点血来，她的血就不会流完。”自责、懊恼，孟晓宇在床上哭了一夜，一周后她飞回了大连，这是她到灾区后第一次回家。
志愿者不能变“灾民”
除心理压力，所有的志愿者都面临“断粮危机”。因为积蓄都用得差不多了，因为没有收入来源，留守志愿者对于生活开销近乎于苛刻。
地震发生后一周，刘猛在都江堰创办了地震后最早、最正规的帐篷学校—“天府阳光帐篷学校”。刘猛说创办学校有两个目的：一是不让孩子落下文化课，更重要的原因是让孩子有熟悉的环境，恢复他们的安全感和归属感。天府学校接纳了158名学生，配备了电脑、打印机等现代化办公设备。学生从书包、文具到玩具、食品、衣服全部免费发放。光这个学校，刘猛就用尽10多万的积蓄，在圣彼得堡留学的妻子两次飞来给他送钱。
和刘猛不同，还有一批留守志愿者，他们的任务是往山里运送物资。“这批兄弟在山里有时一天只吃一顿，所谓一顿饭就是一个饼。”高思发说的“兄弟”中就有上海志愿者覃明、马骏飞。
这两个1978年出生的上海人分别在去年的5月19日和6月初到达灾区，他们的团队叫中国志愿者联合会，不过他们并不是发起人。“发起人干了一个星期就走了，最多的时候团队有2000多人，现在只有6个人。”
两“兄弟”一起走过汶川、北川、青川、德阳、茂县、理县，一起经历出生入死。去年9月初，他们去北川白泥、都坝、禹里运送物资，回来时由于禹里到北川县城的路在地震中被彻底损毁，他们只能走山路，从张家湾翻山回擂鼓镇。
4个队员,负重,冒着大雨，走在陡峭的山间，从早上9点出发，走了一天一夜才到达擂鼓镇。“他们给灾区送了几千万的物资，自己却住在类似于货仓的屋子里。”高思发对覃明、马骏飞敬佩不已。细问覃明方知，现在6个队员蜗居在成都一家每天50元的家庭旅馆，一室一厅的房间还堆放着募集物资。
来灾区后，两人进出银行就为取钱，套现了几乎所有的股票。现在他们每月开销约在6000到10000元之间，最大开销是运费。“捐助人的物资往往发到成都，从成都到灾区的运费就由我们承担。”覃明说，去年5到7月成都到汶川的运费是一卡车10000元以上，现在一次也要2000到3000元。
“我们和队员说得很清楚，所有志愿者的开销自己解决，没有钱就回去，不能给灾区添麻烦。”志愿者不能变“灾民”，这是刘猛、高思发、覃明、马骏飞的共识。
放弃，继续，还是其他？
放弃？“不可能！都是自己的同胞，看着他们受苦，怎能坐视不管？”覃明留下的理由很简单，其实留守志愿者都有这样一种希望融入当地的心理，这点在北川“最牛”志愿者张华强这里特别明显。
今年53岁的绵阳人张华强，原本在江油执教，得知地震后，用嘴吸出别人摩托车里的汽油给自己的面包车加油，一路往灾区赶。去年5月14日清晨到达北川的他立刻投入营救工作，一共救出5名生还者。如今的他还在北川，还住在帐篷里，和留守灾民一道重建家园，他说：“我上辈子就是北川人。”
那么，继续？不一定！面对心理压力、断粮危机、人员流失，不论刘猛、高思发、马骏飞、覃明的团队，还是单干的张华强，他们都在思考同一个问题—路在何方？
“每个人都问我还能待多久，我真的不知道。其实我早已经待不下去了。第一，它超出了我的经济预算，第二，它超出了我的规划，现在我已经不知道该怎样结束这件事情了，只能呼吁立法，呼吁制度。”刘猛说。
的确，钱是一个大问题。长期奔波于大山里的覃明和马骏飞正在考虑将灾区的滞销产品运出来销售，如果获利，一部分用于灾区救助，一部分可以补贴团队开销。
“苦苦支撑，即使我不知道明天在哪里？路在何方？可是看到那些还需要我们帮助的人，我们就不能说、不敢说放弃。”高思发说着，又把5月的帮扶走访活动招募令贴在团队博客上；覃明、马骏飞又带着技术员走进没有通信信号的汶川草坡，准备在下月引进养殖项目，运进第一批种兔。他们说：队员的一批批离开，自己会感到孤独，但是难过一阵，还得继续上路。
（王静摘自2009年4月23日
《文汇报》）
（作者：唐闻佳 吴 越 陆伟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