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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我们留下它们好吗?公园里有人对我们说你常常收留那些没人要的小动物。”
我低头看了看那两只刚出生的小乌鸦，又看了一眼“捕猎者”。他们遇到麻烦了:学校不许把小鸟带去，家长也拒绝收留它们。
我们住在蒙大拿冰川国家公园附近。虽然没有正式宣布过，但人人都知道我家是那些被遗弃小动物的收养所，不管是家养或是野生的。但此时对我来说，打开家门要比敞开我心灵的大门容易得多，因为此时我正忙于修复我那破碎不堪的家庭生活。
罗恩——我的丈夫、我们5个孩子的父亲从朝鲜战场回来时，他的胸前挂满了银质、铜质奖章，而他的内心却并不平静，战争的阴影长期困扰着他。
我注意到他的一些细微变化:夜里他无法安睡，常被噩梦惊醒，吓出一身冷汗；一点儿简单的家务都做不好，还常常发脾气;他从不与人谈起那场战争，可却常在夜里说梦话:他没救活那个士兵，或是他必须放弃救助等等。罗恩是个热爱和平的人，做过医生，曾拒绝参军，可是现在却在家里放着一支上满了子弹的枪。
一天晚上，我们在罗恩的枪口威胁下达数小时之久，虽然最后得以逃脱，但我和孩子们都受到了很大的伤害。警察组成了小分队搜索了附近的小树林，我亲眼看到曾是那么温柔善良的丈夫像野兽一样被铐上了手铐。
当时我们在邻居的眼中就像麻风病患者一样，他们禁止自己的孩子和我的小孩一起玩。在我就职的小学里，我的教学能力突然受到了质疑和检查。生活对我来说，就像坠入了无底深渊。在一位著名法官参加的听证会上，我历数了罗恩参战前后判若两人的状况。但最终，法官的判决是无情的:他宣布我的丈夫被确诊为迫害妄想狂精神分裂症，必须去精神病院接受治疗。
我极不情愿地在必要的文件上签了字，相信这是罗恩获得改善的惟一希望所在。但是他的精神状况并没有因此好转起来，直到最后竟连我都不认得了。
就在罗恩被关几年后，这两只小乌鸦来到我家门前。当时我没表示热情，只是觉得我可能是它们惟一能够存活的希望了。但那只小点儿的始终没能存活，而查理活了下来。当时我真没有想到正是这个鲜活的小生命，为我今后的生活带来了多么大的变化。就是它清除了邻居树立在与我们之间的隔阂，孩子们都喜欢它，常常挖小虫给它吃。一天，一个小男孩竟一连喂查理近3个小时，简直被它的好胃口迷住了。
除了吃虫外，查理喜欢热闹。我们的爱犬——赛克喜欢小动物，它帮助我们保护那些被遗弃的小生命:包括一窝小猫和12只绿头小鸭，在它们睡觉时，赛克总是用爪子护着它们。
查理的到来使它们成了好朋友，赛克自然充当了查理的保护神，每次护着它以前一定要为它“洗澡”，看着查理忍受洗澡的样子很好笑，它紧闭双眼，是那么顺从，尽管常常在赛克舌头的猛力舔击下离开了地面，它仍尽可能好好配合。
查理渐渐走进了我的心中——像良种埋在沃土里一样。当我清楚罗恩不会再回来时，正是在查理面前我卸下了心里的沉重。一个又一个不眠之夜，当孩子们上床睡觉以后，查理依偎在我怀里，分担着我的痛苦。
我为自己的遭遇而难过，为孩子们物质上的匮乏与同时失去父爱而哭泣，为自己过早失去丈夫而哭泣。但每次在查理面前哭过后，生活就变得不再那么可怕。
查理的“人缘”极好，不是与孩子们玩，就是与小猫小狗小鸡嬉戏，我不时被它的小把戏逗得开怀大笑。查理学会说话以后，会模仿我的声调，大声呼唤赛克，把它引到后廊上来。赛克闻声后会横冲直撞地奔跑过来，看到的却是仍然空着的饭盆。这时淘气的查理会猛飞上树梢，站在那儿，捧腹大笑。结果当然是在一天余下的时间里，查理就别想再和赛克一起玩了。
查理大约一周岁时，我受聘于北方一所学校，查理很适应北方的乡间生活。当地克里族的孩子们认为它有一种神力:它想去哪儿就能去哪儿，可它却选择了与人类一起生活!说真的，查理把我们大家都迷住了，甚至包括我们为它找的一位兽医。
有天我回到家时，看到查理拐着脚在草坪上，它的腿被一个角铁弄伤了。我带上它驱车150公里来到了圣约翰堡，费尽周折找到一位惟一愿为它治疗的兽医。可他对查理是否能够痊愈表示怀疑。他对我说:“很抱歉，劳顿太太，我看最好的办法就是放了它，这样才能让它从痛苦中解脱。”
看着孩子们望着大夫那种近乎求情的眼神，我请求他无论如何要想想办法，什么办法都行，只要能救查理。我怀疑他的消极态度与他不愿为大嘴乌鸦治疗有关，他建议给查理戴上口套，我不同意，明确地告诉他，查理绝不会伤害任何人。最后当大夫用一对压舌板绑住查理的腿时，查理偎依在我怀里，像个真正的士兵一样忍受着疼痛。
那位先生拒收治疗费，他感慨地说:“查理是我治疗过的最棒的小家伙!我不能收钱。”
查理的腿伤痊愈后，走起路来一拐一跛的，它只能更多地依赖于飞行，我真担心有一天它会和它的同伴们一起飞走。然而，查理从没耽误过回家。它确实喜欢飞来飞去，到处闲逛，但每天离傍晚还有一段时间的时候，我总能听到孩子们一遍又一遍的欢呼声:“查理回家了!”“查理回来了!”这时查理会尽最大的努力，用它掌握的25个单词，告诉我们它这一天的经历，以及让我们明白它的需求，这是我们一天中最欢快的时刻。每当夜幕降临，它总会飞落在我的肩膀上，依偎在我的怀里休息一会儿后，再飞到近处的树梢上栖息。
查理就这样与我们相处了6年。有一天，我接到一个来自内布拉斯加的电话，那人说他在一次与我们朋友的聚会上见到了查理，并讲了许多关于查理的趣闻，讲查理是如何滑稽逗笑，如何以自己的聪敏征服了那些旅游者。
“夫人，我请求您，把它卖给我吧。我实在是忘不了它，它说起话来就像它真的明白自己在说什么似的!简直太神奇了！我付您175美元，怎么样?”
我连想都没想便说:“对不起，先生，我不能卖查理。”
“我可以付更多。”他接着说。
“不，先生，我不能卖它，因为它不属于我。”
“哦……那……那我能与谁联系?”
“没有人。因为查理是自由的。”
“自由的?”我甚至能看到他那扬起的眉毛，高悬的手，好像会随时扔下电话，马上走掉似的。
当我们通话时，从厨房的窗户望出去，我看到查理正与年老的赛克纠缠。赛克经过多年的积累，终于有了一堆石头。尽管它平时脾气温顺，对每样东西都不在意，可谁也不敢碰一下赛克的石堆，惟有查理会用那堆石头与赛克逗着玩，好像在说:“如果你能捉住我，就来吧!”
此时查理正慢慢穿过草坪，一步一步接近赛克的宝贝石堆，还不时回头瞄一眼它。赛克呢，正密切地注视着查理的每一步移动。我太熟悉这种游戏了——一种赛克从不失约的游戏，查理假装要飞上一块石头，这时的赛克会发疯般地扑上去，像要把查理的翅膀撕开一般，而查理却一转身飞上一棵树梢，刚好到赛克的尖牙利齿够不着的地方，站在那儿捧腹大笑。
我明白它们心里深深爱着对方——这只是一种类似马戏团的角斗游戏罢了。我笑了，起先是笑查理的可爱，继而又笑自己的糊涂——我想让那个想买下查理的人明白一些其实连我自己都不明白的事情——那就是查理为什么选择了和我们在一起生活。
“它是……它是……这就是查理，它去任何它喜欢去的地方，但和我们在一起它很快乐。我简直不能想像没有它的日子我们可怎么办?多谢你的电话。”
有一天我从学校回家，不知为什么查理没像往常一样站在我那老式的车子上。我开始感到不安。发现它时，它正无精打采地蜷缩在前廊上，它那美丽的黑色胸脯上被一颗子弹射中。
查理明白如果它不回家，为找到它，我会找遍全世界的，所以它用尽垂死前最后一点力气，飞回家来。我坐在阳光下，最后一次将它抱在怀里，泪水像小溪一样地流了下来，流过掩在查理那发亮羽毛下的伤口。
查理的死似乎更加重了我生活的创伤，我将它埋在了后院，感到埋葬的仿佛是我灵魂的一部分。统计学表明，查理已经活过了任何野生乌鸦能够活过的年龄——9年——但是与它同处的日子并没有为我准备好失去它以后所产生的心灵创伤。每一个人都怀念它。我的孩子们为它的死哭了好几个星期。年老的赛克无声地卧在它心爱的石堆旁，一个又一个小时，眼睛扫视着地平线，好像在盼着与老朋友的另一场游戏:“如果你能捉住我，就来吧!”
在查理与我们共同生活的日子里，它使我们的每一天充满了阳光，生活一扫沉闷黯然，而变得多姿多彩。现在我在做一些过去很长时间内做不到的事情:我更关注彩虹而不是下雨。
我想，这是查理教会我的。
（左亮摘自《海外文摘》2003年第3期,何兵图）
（作者：安妮·劳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