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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张艺谋上大学是一段奇特的经历，对他的人生道路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通过张艺谋的自述，道出了他对这段经历的深层感受，也见证了那个年代的社会现实。
我利用出差的机会来了一趟北京，拿了一些我拍的作品找了电影学院的老师。老师们都很喜欢我的作品，说我拍的水平不错，但一听我的年龄已经27岁了，就说是可惜超龄太多，说摄影系一般要求入学年龄是18到22岁，说你超龄5岁怕是不行。这样我很失望就回来了。我还特别把我的一个摄影集留在电影学院，留在赵凤喜老师家。留在他的家里我的意思也很明显:让他拿着这影集到处给其他老师多看看，广为宣传一下——后来电影学院的好多老师都知道我，他们看了我的影集，都觉得我拍得不错，但是爱莫能助。因为这是一个死杠儿——我超龄太多了，他们说如果你要超一两岁还好办……当时摄影系在全国设了三个考区:北京、上海、西安。接着六月份左右就开始考试了，我也没参加上——北京的老师到西安之后我也找了他们，他们都知道我的情况，但是说:不行……所以我等于是没报上名。老师倒很热心，还把我介绍给西影——看能不能把我给调到西影。我的影集当时曾经在西影的车间里广为流传过——后来周晓文告诉我:他那个时候就看到过。当时他正在西影厂当摄影助理……他说他印象很深。然后西影厂还真是到我们厂去联系过，说是能不能把我给调过去——当时对人才还是真的很重视。当时我们厂回答得很干脆，说如果全国招生那我们没话说;如果要调，那我们厂不放。出于这种情况，等于是我一没报上名，二没考上试，当时基本上是没什么戏了，眼看着这事就这么过去了，我都失望了。
就在这个时候是田军，这人挺逗，两次给我出主意——他说这么着吧，你给黄镇写封信——黄镇是当时的文化部长。他说，我知道黄镇画过画——他在长征路上画过速写，可见得此人懂画;你的照片又是直感的，你给他寄一堆照片去，看他能不能给你特批?我听了觉得也有道理，心想反正就试一试吧。就整理了一组照片，大概四十张吧，做了个影集，然后给黄镇写了封信。信也写得很简单，反正就是控诉“四人帮”吧，说是“四人帮”把我的青春给耽误了，现在想上大学已经超龄了，希望部长能不能考虑一下这个求学的要求……
几个月后的一天，我们厂里收到一份公函。这公函就是北京电影学院来的，上面写得很简单:“你厂职工张艺谋，曾表示愿意来我院学习，经我院研究，请他到我院来面谈。”——是写给我们党委的。我们党委书记拿到了这封信以后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说这也不是录取通知书呀!于是书记就找我来了，问:这是怎么回事?我一猜，就明白了。然后我就把这事给书记说了。我们书记也特逗，一听，说，哎哟，这可是大事!——因为那个时代，尤其是1977、1978那几年有好多这样破格的事情。我们书记觉得这是一件大事，马上召开了一次常委会，作出了三项决定:让我马上去北京;算出公差;要什么证明给什么证明。
我到了北京也很简单——见了电影学院招生办的老师，招生办的老师给了我一封信，说，你拿回去吧……什么也没跟我说——我想，电影学院一定是觉得我很有路子，认识很多人，没准跟黄镇是沾亲带故的……我拿了那封信回去——那封信就算是一份录取通知书，但不是高教部正式的录取通知书，是电影学院的一张条儿，上面盖了一个章，就是同意我进摄影系去学习……当时我们厂一下就轰动了，我们地区整个轰动了:我一下子成了名人——都说我是破格录取的。但是我拿那东西去转粮油关系的时候，几乎所有的部门:派出所啊，粮站啊……都说，你这不是录取通知书呀!正式的录取通知书1977年就有了，我们见过，不是这样啊!怎么给你转关系啊?这没法儿转……当然后来还算帮忙，总算都给我转了。
后来我才知道:黄镇收到了我的那封信，也看了我的影集，大概是觉得还不错，就跟电影学院商量，看是否能给我个破格录取。这样我一没参加考试，二没经过政审，什么都没有，我就入学了。后来我想，可能我考试不一定能通过——我虽然专业没太大问题，但是摄影系当时还要考数理化，我的数理化不行;第二，我的政审当时可能通不过——那个时候我父亲的政治问题还没解决，当时还在农村呢，虽然那个时候不那么讲“成分论”了，但是，凡是未作定论的，恐怕还是不行。
所以就这样，很特别地进了电影学院了。在电影学院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一个有点特别的那种学生——我记得特清楚:我去报到的时候，我们班一共有26人，名单上其他25个人的名字都是打印的，很正式，只有我一个是用钢笔写的，一看就是临时添上去的——这电影学院现在想起来也挺有意思，学校里想的是:这个学生根本不符合要求，既然领导交办，我们不能硬顶，那我就算给你“代培”吧——电影学院一直是有点那个给文化部“代培”的意思。今天看来，这个事情当然对我个人来说肯定完全是个里程碑性质的，是命运的转换，但是这个事情本身要仔细说起来确实是非法的，它违背了起码的规则——要在今天是不可能的，哪有这样，什么也没有，说进来就进来了……(笑)
所以那个时候我在学校就是夹着尾巴做人，循规蹈矩，努努力力认认真真把功课给学好了;大事小事不露头，闷着头做自己的事，甭管是好事坏事都躲得远远的——就怕哪天学校逮着个把柄找茬把我给打发回去……我一心想的就是无论如何等学完四年毕业，把文凭拿到手，到时候就什么都好办了。
一直到了1980年，我都已经在电影学院念了两年了，我还打算过回西安——怎么回事呢?因为那个时候黄镇曾经给电影学院撂下过一句话:就说是你们要是觉得这个考生年龄大可以让他提前毕业嘛!——电影学院就记住了。1980年电影学院就觉得要对领导有个交代。这样学校领导就把我找去谈话:艺谋啊，你在学校表现不错，大家有目共睹……当年文化部的领导有过这么个说法，说是可以提前毕业，你自己是怎么考虑的?——都两年了!我当时马上就问:像我这样提前毕业学校里能不能给我发个毕业证?其实当时学校要是给我个毕业证我也就走了——我老是觉得自己这么上的大学不光彩，因为我知道自己那么样进去确实也有点……不规范，自己在面子上也有点过不去——再加上回头一看，班上周围一个个全是比我小好多的，自己整个一个老大哥似的，也多少有点呆不住的感觉……所以我当时就问学校可不可以给我发个毕业证?我走。学校说不行，那样做没有先例，不好办——我们只能把你退回文化部去。我一想，退回文化部那儿我谁也不认识呀!当年是黄镇批的，可他现在不是部长了，退回文化部这算什么呀?这一寻思觉得不合适，就跟学校说，能不能让我留下继续念书?我还希望接着学习，学完这四年。后来学校倒也挺愿意帮助我，就跟我说，根据这个情况你得写份申请，反映一下你的情况，这样我们好跟上面有个交代——我们把它转给文化部，看文化部怎么处理。后来我就写了一个报告，无非是我怎样希望继续读书。写完以后学校说那你就先回家等着听通知。
这样我就赶紧回去活动出路了——很可能文化部没人管，不了了之，学校又不给我毕业证——那就得自己找辙儿。我回西安去找了陕西画报社联系——我原来在工厂的时候，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到厂里的宣传科去当一个以工代干的宣传干事，办点黑板报，照点相……那就是我人生最高的目标了——为此曾经找我们厂人事科的科长也磕了不少头，但还是做不成。所以那时候《陕西画报》在我的印象中特高大。
当时我们工厂在咸阳，我家在西安。平时我住厂里，每星期天坐火车回西安。出了火车站以后我一般都是步行回家的，边走边逛……每当路过陕西画报社门口的时候，我都特别仰慕地望着里头——觉得能在陕西画报社里头当一个摄影记者，那对我来说简直就跟神仙似的……对《陕西画报》一直就是那么崇敬。所以我进了大学以后考虑的一直也是比较实际:心想我要一直在这儿念四年，到时候拿一个摄影系的文凭，到陕西画报社当一个摄影记者该没什么问题了吧?那就已经比我最初的人生目标不知高出多少去了……就没想过将来要干电影，当然还是努力地学……这样到了1980年学校放暑假的时候，我就去找了陕西画报社。先是在北京我给他们写了封信，然后回去找了里头几个认识的人……那儿的人都知道我——因为当时我在西安都成一“名人”了——他们都知道我是“破格录取”的……我就跟陕西画报社我认识的几个摄影记者说，你们跟你们领导说一下，我要是回西安，上你们这儿来收不收?他们说:很欢迎!——后来陕西画报社跟我说，不管怎么样，只要你回来我们就要你——当时我真是准备留在西安不回学校了，也不干电影了，就在陕西画报社当一个记者——那在当时对我来说已经是梦想成真了!
在暑假期间我一直没接到学校的通知，等一开学我就回北京来报到了。教务处的老师见了我就说，你这事问题不大了，你就好好念书吧!我一听，心里就塌实了——我想，等我学完四年，你学校总不能不发给我毕业证了吧!所以说，我真正热爱这一行其实是很晚的事——挺逗，后来在国外有人盯着我问:你电影中的颜色为什么这样强烈呀?我一直拍的是黑白照片，因为家里比较穷，没这个条件;一直到1980年在电影学院做作业的时候由黑白转为彩色我才拿起我的海鸥205相机用保定“代代红”的彩色胶片拍了我的第一张彩色照片，比很多人不知道晚了多少……所以我后来就跟老外开玩笑说:大概是我接触颜色太晚了，现在的新鲜劲还没过去呢……
所以说起来确实自己的一切都来得比较晚——不像有的导演现在一说起电影来就是自己从小的挚爱，是自己从小初恋的“情人”……我考虑的一直是比较实际的:最初就是想给自己找一条出路——现在想起来那会儿跟傻帽儿似的，就这么糊里糊涂地来了电影学院。开学头一天，学校组织我们去小西天电影资料馆看电影，看的是那个时候北京已经放了大半年的那种“内参片”:先放的是《方托马斯》、法国的《007》，整个一个上天入地的把我给看晕了……我从来没看过这种电影——在西安除了《红灯记》等八个样板戏什么都没见过……然后放了《翠堤春晓》……哎哟，这几个电影把我给看得整个一晕菜，完全傻了——回到宿舍里自己半天找不着北，就听同宿舍的几个北京人在一起侃大山:啊呀在几机部看了什么，啊呀在哪儿又看了什么的……在那儿如数家珍——这些东西对他们来说早不稀罕了，都已经看了多少日子了!我当时在旁边听他们那么说，我觉得我落课落大了，真是差远了去了!我上学的时候一直很自卑，老是有那么一种呆不住的感觉，而且加上跟班上小字辈的孩子在一块学也确实差得很远，尤其是那些技术上的事我没他们来得快，我们班有几个在技术上就非常快——因为数理化基础好;我就不行，老是吭哧吭哧的……我是我们班睡得最晚的一个，他们都知道——教室里走完了剩下最后一个准是我;我们6个人一个宿舍，最后一个关灯的准是我……现在想起来当时苦读了好多东西现在其实都没什么用，可当时为了应付考试呀，英语、数理化，还有好多技术上的东西，就在那里苦读——死记硬背。我很用功，但是那时用功的目的也非常明确:考试——把分数考高，做个“好学生”，让学校找不出毛病来——完全就是那样一个想法。所以我一直说我是胸无大志。
我上学那时候的风气，再加上中国电影界的那种传统，似乎像我们学摄影的毕业后少说也得往十年熬!那时一算我年龄——我毕业已经32了，再熬上5到10年就奔40了。可能是出于这个，我转头一看，觉得导演系这帮倒跟我岁数差不多:陈凯歌啊、田壮壮啊，差不多都跟我同岁——因为我们导演系那年的招生年龄最大放宽到26岁(我那时入学是27岁)——而且我一直坚信:这帮导演系的26岁里头还有隐瞒了实际年龄的，可能有比我大的也说不定——所以我跟他们倒可以说是同代。
也完全是出于这种实际的现状，以及对自己毕业以后的出路的考虑，我从三年级开始就自己学导演——找一些导演系的书看，跟一些导演系的同学聊，自己也试着写剧本——那个时候就想改行。我印象特别深的是:三年级的时候实习，拍了一个短故事片《小院》。有一天黄昏，我、吕悦、侯咏在一起聊天——那天晚上让我们睡在院里负责看器材。我们没事干在闲聊，突然想起我们在一起同学都3年了还没有谈过理想——于是就在那天晚上谈起了理想，我就说想当导演;吕悦想得很实际:将来出国;侯咏的理想是要做个最好的摄影师……其实后来我们的理想差不多都实现了:吕悦后来就到法国去了，一去就是8年，后来才回来跟我一起拍的《活着》、《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和《有话好好说》;侯咏是一直兢兢业业地干摄影，金鸡奖都得了好几次了;我后来呢，就真的改行当导演了。
(谢玉芬摘自《有事没事——与当代艺术对话》之《那时候，我只是为了实际的出路》，重庆出版社)
（作者：林旭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