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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研究组
2004年8月22日是邓小平同志100周年诞辰，我们为读者送上此文，在家人的讲述中，感受一代伟人丰富、真实、亲切的人性魅力
相濡以沫58年
邓小平和卓琳相遇相识在延安，那是1939年的秋天。邓小平当时是八路军一二九师政委，卓琳是一个年轻的北大女学生。
卓琳（邓小平的夫人）：邓小平来找我，他说：“我这个人年纪大了，在前方作战很辛苦，我想和你结婚，可是曾希圣和你谈了，你不同意。我这个人不太会说话，希望你考虑一下这个事情。我年纪比你大几岁这是我的缺点，我希望在其他方面可以弥补。”
他找我谈了两次：第一次谈他的情况；第二次谈他的希望。我听听，觉得这个人还可以。我想，反正早晚都得结婚。我那时已经23岁了。我以前就认识邓小平，现在他亲自来找我，说话又那么诚恳，我就同意了。但有个条件是结婚后马上离开延安，因为我害怕其他人笑话我也嫁了个“土包子”，邓小平同意了。
邓朴方（邓小平的长子）：那时妈妈随爸爸到太行山，第一次见到彭德怀。彭德怀说：“哎呀，邓小平你真是会找老婆呀，找的跟兄妹一样。”爸爸个子也不很高，妈妈比他稍微矮一点儿，脸都是圆圆的。
卓琳：当时，太行山上八路军总部有个妇女部，我就在那里工作。那时邓小平从前线到总部来开会我们才能见一面，开完会他又走了。我说夫妻俩老这样也不行，就让他给我写信，他说：“写什么呢？”我说：“就把你每天干了什么写一写。”他说：“那好，我让秘书打个底稿，印十几份，每个月给你寄一份。”我一听，哎呀，那就算了。后来我和他说：“写信你也不写，我们还是在一块儿共同生活，共同理解吧。”他想了想说：行。所以，我就和他到了129师，住在一块儿。慢慢地就互相理解了。
1952年，邓小平从西南局调到中央工作，卓琳也带着孩子一同到了北京。担任党和国家领导职务的邓小平对自己的妻子提出了这样的要求：不要到外面工作，不要出风头。
邓先群（邓小平的妹妹）：我大嫂这个人，从来不给我大哥添乱，她不去参政，就做好她的本职工作。她特别体贴我大哥。家里的开支都由她管。我大哥爱喝茶，爱喝龙井，龙井是比较贵的。但是，我大嫂舍得买。每天上午都给我大哥泡浓浓的一杯茶，我大哥喝完了以后，剩下的茶根我大嫂接着喝。下午再给他泡一杯。她非常地爱他。
邓楠（邓小平的次女）：20世纪60年代的困难时期，供应的油和肉比较少。当时，对他们这些高级领导干部，还有一些特殊的照顾，会多给他们一点油和肉。但是我们家人口很多，所以他那点油和肉，大家一起吃肯定不行。为了保证他的身体，我妈妈就让他单独吃饭，他不干。后来我妈妈没办法了，就说：这样吧，派一个人陪你吃饭。我经常就是那个派去陪他吃饭的人。结果，只吃了很短的时间，他又不干了，说要跟大家一起吃，那么后来没办法，他又跟全家一块儿吃。后来，我妈妈又想办法说，给他单独炒一个菜，别的菜都一样。结果就这一个菜，他到了饭桌上以后，就到处分。给你点，给他点，最后他一口也没吃，全分给别人。没办法，后来就大家都吃一样的。
1969年10月，邓小平被下放到江西劳动，卓琳一直伴随着他。艰难岁月，更显出夫妻间的情深意切。
卓琳：“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在江西，一个月只给我们200块钱的生活费。老爷子说，我们要节约一点钱，给孩子们当路费。因为孩子们都被分配到四面八方，有时候来看看我们。他说咱们来种地吧。我们住的那个“将军楼”前面有一块空地，原来也有人种过，后来我们就开了一块地。我那个时候有高血压，不能多动，连上楼我都说：喂，老爷子，拉着我，我上不动了。他就拉着我，我一手扶着栏杆，一手让他拉着上楼。他挖地，我就拿个小板凳坐在那里拣石头。拣完石头以后，弄成一亩地的样子，我们跟老百姓要了点种子，茄子啊、辣椒啊，种些容易种的东西。浇水呢，他去浇水。
1973年，邓小平结束了在江西的劳动改造生活，回到北京。此后，他主持党政军日常工作，大刀阔斧地领导开展全面整顿，赢得了人民的信任。没想到，仅仅过了三年，一场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再次把邓小平推到了困境。
邓楠：天安门事件以后，我父亲又被软禁，我母亲也去陪他，所以那个阶段就只有他们两个人在一起，互相照顾。后来没多久，母亲眼睛坏了，住了院，就剩父亲一个人了。那时候，他们两个人没有办法联系，只能通过写条子。条子上什么也不能写，因为别人肯定要看。他们彼此之间的牵挂和思念，就只能靠这个来传达了。
邓榕（邓小平的小女）：我父亲跟我母亲没有任何矛盾，为什么没有矛盾呢？因为我父亲平时都在外面工作，家里的事情都是妈妈管。妈妈怎么管，父亲是从来没有意见的，他很信任母亲。他俩的观点也很一致。所以，母亲怎么样管理这个家庭、管理孩子们，包括财务方面的问题，我父亲从来不过问。在这方面，我觉得他们两个配合得非常好。想一想这么几十年，从来没见父母亲红过脸，甚至连争论什么问题，都没有过。
父亲对妈妈特疼爱。陈锡联就说，在二野时，小平同志对卓琳是真爱护，妈妈洗头，爸爸拿热水给她冲。
老爷子特别喜欢孩子。我们都有个毛病，就是睡觉时肩膀不能见风。老爷子每天晚上都给孩子们盖被子，可能因为他肩膀怕冷，从小他就给孩子盖被子，被子压得紧紧的，不能漏风。我在《“文革”岁月》那本书中写过老爷子对妈妈的照顾。那时，妈妈患高血压，跟更年期、心情不好都有关，家里的重活都是老爷子干。在江西时，家里所有的被子、床单、被罩、工装都是老爷子洗。
邓林（邓小平的长女）：我父母在风风雨雨里共同生活了几十年，他们之间的帮助，不是标语口号式的，不是发誓什么的，而是在生活中一点一滴互相支持。到了“文化大革命”这一段，我妈妈更是用自己的行动去支持我爸爸，并没有因为大家都说打倒邓小平、邓小平是第二号走资派就对我爸爸如何如何，反而更加关心我爸爸，照顾我爸爸，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两心相通。
儿女眼中的父亲
到了北京以后是“脚掌”
邓楠：他从来不跟我们讲自己的地位，所以我们小时候都觉得自己跟普通家庭的人是一样的。妈妈也从来不告诉我们父亲是做什么工作的，有多大的官儿。我记得1952年他调到北京工作，在重庆到北京的飞机上，我就问他（那时候我们都很小，我才7岁），在四川的时候（那时候他在西南军区），人家叫你首长，那到了北京以后是什么呀？他就跟我们讲，到了北京以后是“脚掌”。所以我们根本就不知道，他到北京来做什么工作。我们上的是八一小学。那里的学生全都是军队的干部子弟，他们的父亲都有军衔。所以每当大家提到你父亲是什么衔，他父亲是什么衔，我们就都不敢说话了。我一看人家在的时候就躲得远远的，因为我们老是觉得在那个学校里，我们父亲的官大概是最小的了。
一个说话很少的人
邓楠：我父亲是一个说话很少的人，平常也不太跟我们聊天。在家里，我们说九句，大概他能说一句。他一般是听我们说。除非我们说的话太出格了，他就说一句“胡说八道”。
邓林：爸爸在家里说话不多，说出来就切中要害，而且幽默、风趣。他不爱串门，不拉关系；除了几个老战友、老邻居，他谁家都不去。他不爱管闲事，小事不关心、不在乎，不发牢骚。孩子们吵架，他说：“到外边吵去。”他不当裁判，不断是非。他认为，“早晚都会过去”。
从不高谈阔论
邓楠：他教育孩子不说教，不讲大道理，而是用他的言行潜移默化地影响我们。比如管我们的学习，都是在学期末看你的记分册，而且看老师的评语。你想想，对我来讲，一想到学期末要给他看记分册，我就得努力学习。虽然他只是看一下，大多是表扬，但对我们来说，为了这一次就得努力，这就是压力。他不注重课本，希望我们知识面广，带我们出去，都拿着地图，告诉我们路线，所以我们地理都很好。另外他干事非常认真，不认识的字，就查《辞海》、查字典。我们从小要做的一件事就是帮他查字典。他还看很多历史书，《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等，只是到了晚年，才看武侠书。他看书的范围非常广，包括外国小说。
邓榕：老爷子听我们子女平时在家里谈论的一些事情，听我们谈论工作和生活范围内的一些东西，只是很小很小的信息来源。老爷子真正的大量信息来源，第一个是他每天看很多文件，看文件速度非常快，该记住的全记住；第二个是报刊，老爷子看报纸那个认真程度和对报纸所反映信息的敏感性，是无人能比的。他老是说要通气，信息要灵通。这个其实跟他看报纸非常有关系。他不听小道消息，他不喜欢听小道消息。
待继母如生母
邓林：他们岁数相差很小的，几岁而已。但是，我父亲对她很尊敬，我们都喊奶奶，父亲也就和我们一起喊奶奶，有了第四代以后都叫老祖，父亲也跟着一起叫老祖。我妈妈有时候生活上有些什么事情，跟我奶奶谈。儿女的婚姻大事跟我奶奶谈，哪个孩子缺什么衣服了，该置办点什么了，都跟我奶奶商量，我们家关系非常融洽。我从来没有见过父母和我奶奶有过什么争执。
担心女儿的婚姻问题
邓榕：因为自己的问题，子女受到牵连。所以，父亲很担心我们的婚姻问题将来解决起来困难。我当时经朋友介绍，认识了贺平，父亲非常高兴，真是发自内心的高兴，由衷地高兴。 实际上当时我和贺平只是通了两封信。贺平路过我们家去看他自己的父母，在我们家住了两天。这时候我们还只是一般的朋友，谈不上订终身。但是我父亲就觉得他不错，觉得他一定能够成为我们家的女婿。所以他当时非常高兴，郑重其事地搬了几个凳子，跟我妈妈和奶奶坐在后院里。我回来以后，他一拍大腿，用四川话对我说：看样子，这门亲事就这么定了。我说我们还没有定呢，你怎么就定了呢。可见他当时那种欣喜的心情。
邓楠：他跟我妈妈讲，他说，我信任他们，他们选择什么人就是什么人。所以他从来也不干预我们。
给邓朴方洗澡
卓琳： “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朴方是北大学生，人家把他关在楼上，要他揭发他父亲，他说我哪能揭发我父亲啊，我不知道他干什么错事了。他不说，人家就打他。朴方受不了，就从窗口跳下来，骨折了。 我们把他接到江西以后，让工厂给他做了个架子。架子上有两个环，他拉着那个就可以坐起来，放开了又躺下去。他一来，当然就增加我们的负担了。怎么给他洗澡啊，老祖（邓小平的继母）烧水，我端水，老爷子拿毛巾给他擦。先是第一遍擦凉水，第二遍擦肥皂，第三遍擦干净。都是他干，我呢就是给他送水，送毛巾。
邓朴方：父亲并不说什么，但是，他为我做事情，每件事情都做得非常细致。你想想，他过去是一个很重要的领导人，可是为子女做这些小事，他仍然做得非常认真。我父亲是个很认真的人，以前做大事很认真，现在做这种小事也非常认真。我有时候就会感到心里面酸酸的。
邓榕：50年代，老爷子坐在办公桌前办公。他特别认真，特别专注。我们就在他屋里跑来跑去，然后就在桌子底下爬来爬去，躲在桌子底下过家家。他就在上边办他的公。
1997年2月19日21时08分，邓小平终因帕金森综合征晚期并发呼吸功能衰竭，抢救无效而逝世。
邓榕：真正从日常的感觉来讲，我们没有觉得父亲已经离我们而去，好像觉得父亲还在我们身边一样。对父亲的思念、怀念，深深地沉淀在我们家的每一个人的心底。有人问我，你最敬爱的人是谁？我左想右想，把古今中外的人都想遍了，我想想，还是我的父亲。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我觉得我了解他，我也爱他。
（作者：卓 琳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