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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已经过去了60年，伟大的中国人民以鲜血和生命为代价，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今天，我们回头再看这段泣血的历史，不仅仅是为了给读者再现昨天战争的惨烈，人民反抗的英勇，以及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残暴，更重要的是，我们希望通过对这段历史的回顾，让人们认识到这样一个道理：落后就要挨打，只有国家强盛才能真正捍卫我们民族的尊严。清楚地了解过去，准确地把握现在，才可能拥有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
我们正是为了明天而纪念。
——本刊编辑部
人类同胞相残的历史是一个漫长而凄惨的故事。倘若在这些恐怖的故事中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暴行的话，那么，没有几次劫难能在程度和范围上与二战期间的南京暴行相比。
在美国人眼中，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在1941年1２月7日开始的，这一天日本航空母舰所载的飞机袭击了珍珠港。欧洲人把二战开始的日子定在1939年9月1日，这一天希特勒的空军和装甲部队闪电般地袭击了波兰。在非洲人看来，二战开始得更早些——1935年，墨索里尼入侵埃塞俄比亚。对于亚洲人来说，战争的开始则要追溯到日本对东亚军事控制的第一步——1931年侵占中国东北。
毫无疑问，日本军队统治的14年有无数难以描绘的残暴事件。在许多曾遭受侵略者铁蹄践踏的城市和村庄中究竟发生过什么，我们永远无法了解清楚。有意味的是，我们知道发生在南京的故事，是因为一些目睹了这场灾难的外国人当时把消息告诉了外界，一些中国人也侥幸生存下来，成为目击证人。如果说有什么事件可以作为例证，揭露日本狂妄的军事冒险主义表面下的纯粹邪恶，那就是他们在南京犯下的暴行。
除了在日本人之间，南京暴行的大致情况已是无须置辩的。1937年11月，日本侵占上海后，马上对新建不久的中华民国首都南京发起了大规模的进攻。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日本士兵在这里开始了一场人类历史上前所鲜见的残暴屠杀。数万名年轻人被包围着驱赶到城外，然后被日军用机枪扫射，有的则被当做刺刀练习的活靶子，或是被浇上汽油活活烧死。一连几个月，南京城的街道上堆满了尸体，到处弥漫着腐烂的人肉臭味。多年以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专家们估计，自1937年末至1938年初，南京大约有超过２6万名非战斗人员死于日军手中，还有专家认为这一数字超过35万。
为了帮助读者了解60年前在一个被称作南京的城市里发生的大屠杀的程度，我必须要举出一些统计数字。
一位历史学家曾估算，如果把南京死难者的手连接起来，可以从南京一直拉到杭州，足有200英里长。他们的血液总重可达1200吨，他们的尸体可以装满2500节火车车厢。
仅从死难者的数字看，南京的暴行超过了历史上许多最残暴的屠杀……即使与历史上最具破坏性的战争相比，南京的暴行也足以代表最可怕的种族灭绝的行为。为更好地想像这个比较值，我们还必须了解其他一些统计数字。南京的死难者总数——仅仅是中国的一个城市，就超过一些欧洲国家在整个战争中的平民死亡总数（英国平民死亡总数为6.1万，法国为10.8万，比利时为10.1万，荷兰是２4.２万）。有人把飞机轰炸当做大规模破坏中最可怕的武器之一，但即使是历史上最猛烈的空袭也比不上南京的屠杀……不管是用最保守的数字２6万，还是用最高的35万，南京死难人数比美军轰炸东京所造成的伤亡人数（约8万—1２万人死亡）要多得多，甚至比在广岛和长崎两次爆炸原子弹造成的死亡人数（分别为14万和7万）的总和还要多。看到这些，怎不令人震惊？
但是，南京的暴行一直是一个鲜为人知的事件。
在我整个童年时期，南京大屠杀是一个无法言明的邪恶的代名词，深深地藏在我的脑海中。
南京的暴行再次闯入我的生活几乎是在２0年之后了。这时的我已为人妻，做了一名职业作家，在加州圣巴巴拉过着平静的生活。
1994年1２月，我参加了一个纪念南京暴行死难者的会议，会议组织者在大厅里展放着海报大小的南京暴行的照片——这是我一生中所见到的最可怕的照片：虽然我从小就听到许多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事，但我对这些照片毫无思想准备——完全黑白的图片：被砍下的人头，被刺刀剖开的肚肠，赤裸裸的妇女在强暴者的逼迫下摆出淫荡的姿态，她们脸上扭曲的痛苦和耻辱的表情令人刻骨难忘。
在一个眩晕的瞬间，我陡然明白生命和人类的经历本身都是如此脆弱。我们从小就知道死亡是什么。任何人都会被卡车或巴士撞倒，生命随之在刹那间消失。如果没有某种宗教信仰，我们会认为这样的死亡是毫无意义也不公正的对生命的剥夺。但我们也知道，大多数人都尊重生命和死亡的过程。如果你被巴士撞了，也许有人会乘你受伤的时候偷走你的钱包，但更多的人会来帮你，抢救你宝贵的生命，有人会拨急救电话，有人会奔跑到街上叫当班的警察，还有人会脱下大衣，叠起来垫在你的脑后。这样，即使这是你生命的最后时刻，你也能从这些很小却很温暖的事情中感受到他人的关心。挂在库帕提诺墙上的照片却展示了千千万万的生命会因他人的狂妄念头而遭到毁灭，而这种死亡在第二天就变得毫无意义。更重要的是，那些带来死亡（即使是难以避免的，也是人类历史上最骇人的一幕悲剧）的人竟还羞辱受难者，逼使他们在最大限度的痛苦和耻辱中死去。这样对死亡的残忍和不敬，这样人类社会过程的倒退，将只会缩成历史的一个脚注。除非有人迫使这个世界去记住它，否则它就像计算机程序中的一个无害的小错，也许会，又也许不会引起任何问题。想到这里，我感到一阵心悸。
在这次大会期间，我得知有两本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小说已经完成：《天堂之树》和《橙雾帐篷》，另外还有一部关于大屠杀的画册《南京的暴行：一段无法否认的图片史》。但直到那时，还没有人用英文写出一本关于南京暴行的长篇叙事纪实的著作。在对大屠杀的历史进行更深入的研究之后，我发现，写作这样的一本书所需要的材料其实一直就有，在美国就可以找到。美国的传教士、记者和军官在日记、胶片和照片中记下了他们对这一事件的看法，以供后人参考。
在写作本书期间，使我困惑和气愤的是，顽固的日本人拒绝承认自己的过去。不单单是因为日本交出的战争赔款尚不及德国赔偿战争受难者的百分之一；也不仅是因为大部分纳粹分子即使没有因其罪行受到监禁，也至少是被迫退出公开的社会生活，可是在战后，许多日本战犯继续在工业和政府部门担任要职；也不仅是因为这样一个事实：在德国不断向大屠杀的受难者表示歉意的时候，日本人却在东京膜拜战犯——一位在战争中受到日本迫害的美国人把日本人的行动形容为：在政治意义上相当于“在柏林中心为希特勒建造一个大教堂”。
尽管证据确凿，日本许多知名的政治家、学者和工业巨子仍顽固地一口咬定，南京大屠杀从未发生过。在进行本书漫长而艰辛的工作时，他们的态度一直激怒着我。相形之下，在德国，如果教师在历史课上删去大屠杀部分，将是违法行为，而日本人在几十年来一直把课本中南京大屠杀的材料有系统地清除得一干二净。他们从博物馆拿走南京大屠杀的照片，销毁原始的资料，从大众文化中抹去任何关于大屠杀的痕迹。甚至一些受尊敬的日本历史教授也加入右翼势力，进行他们认为是为国尽忠的工作：怀疑、诋毁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报道。在专题片《以天皇的名义》中，一个日本历史学者用这样的话来否认南京暴行：“即使有二三十人被杀，日本方面也会非常震惊。那时，日本军队一直是模范部队。”
正是因为某些日本人有预谋地企图扭曲历史，我才强烈地感到写作本书的必要。尽管如此，如果把对日本人在特定时间和地点所作所为的谴责看做是对整个日本民族的谴责，那么，这不仅会伤害在这次灾难中丧生的南京的男女老少，也伤害了日本人民。今天的德国是一个很不错的地方，是因为犹太人没有让这个国家忘记60年前发生的事情。由于认识到奴隶制丑恶，并在100多年的种族隔离之后解放了奴隶，美国南部也是一个相当不错的地方。除非日本向世界和自身承认自己在半个世纪前所作所为的错误，不然，它的文化将不会进步。实际上，我惊喜地发现，有很多海外日本人也参加了关于南京暴行的会议。正如其中一个人所说：“我们想同你们了解得一样多。”
本书从3个不同的角度讲述南京的暴行。首先是从日本人的角度，讲述了一次有计划的侵略——日军奉命干什么，怎么干，为什么干。第二是从中国受难者的角度出发，讲述了当政府面对外来侵略无力保护市民时，一个城市的命运。这部分收录了一些中国人的故事，有失败、绝望，也有背叛和生存。第三是从美国人和欧洲人的角度，作为外来者，这些人至少在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时刻是英雄。在大屠杀期间，很多西方人士冒着死亡危险帮助中国平民，并向外界发出警报，通报发生在他们眼前的浩劫。在本书关于战后时期的章节中，我们再讨论美国人和欧洲人出于实用主义，对他们曾身临屠杀现场的同胞的话所持的漠然态度。
我这本书的最后部分分析了半个多世纪以来的阴谋企图使南京暴行远离公众的种种势力。我还列出了近年来人们为挑战被歪曲的历史，所做的种种努力。
为澄清真相，每一种尝试都注意到日本人作为一个民族，是如何安排、培育和维护他们集体性的健忘症——甚至是在这一时期面对其所作所为时完全赖账。面对历史，他们的回应不仅仅是在本应留下痛苦记录的历史书上留下空白。事实是，日本的学校教育中没有关于日本军队在中日战争中最丑恶方面的内容。相反，他们精心伪装，编造神话，把日本发动战争的角色转换为战争受害者的角色。在广岛和长崎爆炸的原子弹给日本人民带来的恐怖帮助这种神话去代替历史。
在写作本书的时候，我的脑海里一直浮现着西班牙哲学家乔治·桑塔亚的不朽警句：“忘记过去的人注定会重蹈覆辙。”
（李周摘自2005年6月4日《文艺报》）
（作者：张纯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