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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我从英国伦敦希斯罗国际机场开车左转出来，突然听到一阵急刹车声。我也猛然刹停那辆租来的四门小轿车，与前方的大货车面对面，保险杠对保险杠。我抬头一瞧，大货车司机脸红脖子粗，眼神凌厉，像要把我当场干掉似的。
我能怎么办?我这个美国人来到英国，面临在道路“另一边”开车的大考验，实在困扰万分，甚至胆战心惊。英国人在欧洲其他国家开车，日本人在美国，德国人在澳大利亚，香港人在内地，都会遭遇同样的窘境。霎时间，一切都相反了，顺时针方向成了逆时针，你进退两难，简直要发狂。
目前全球海运都遵循一个规则——两船相遇，要从右边经过对方船身。照理说陆上交通工具也该如此，其实不然。全世界有2／3的人靠右开车，1/3靠左。随着欧盟地区国界管制放松，跨国旅行与日俱增，这种开车方向的不协调，只会令交通事故迭增。
有关车靠哪边开的怪事层出不穷。一直到20世纪20年代，意大利的司机在都灵与米兰要靠左开车，但一进入罗马与那不勒斯，却得换到右边。奥地利1938年被纳粹占领，希特勒宣布该国从此靠右边开车，一夕之间翻天覆地，交通标志也来不及更换，民众不知所措。
马尔维纳斯群岛更是忽左忽右。1982年阿根廷人来了之后，岛民必须适应靠右开车的新规定。但只不过短短两个月后，英国军队返回马岛，岛民又得重新靠左开车。
今日的维尔京群岛，民众开车走马路左边，但大部分汽车的方向盘却设在左侧，使开车族难以看清楚相向车道的状况。缅甸的司机也有同样困扰，他们坐在日本进口汽车的右侧驾驶座，然而却得靠右边开车。
泰国人开车不偏不倚，只开在马路中间。印度人开车，专挑车少的车道开，左右一视同仁。马尔他群岛人怕晒太阳，路上哪边有树阴就往哪边开。尼泊尔人只要车道通畅就开上去，左右无关紧要。肯尼亚只在乎路面有没有坑，管他左边右边。印度班加罗尔市的计程车司机左右车道都开，随心所欲。
彼德·金凯德1986年出版了《道路法则》，认为决定行车左右的关键因素，在于交通工具类型。他追溯到人类仍以步行为主要交通方式的时期，当年和今天一样，大部分人都惯用右手。中世纪武士遇到其他武士(潜在的敌人)时，偏好从左边与对方擦身而过，这样一旦发生战斗，拔剑的右手会较接近敌人。大部分人也惯用右脚。当马成了交通工具，骑士大多会从左边上马，以左脚踩住马镫，抬高惯用的右脚，跨过马背。
接着有车轮的交通工具问世，欧洲大陆的马车多半由几匹马拉动，车夫骑着左后方那匹马，驾驭由四匹马组成的马队。因为惯用右脚的车夫要骑左边的马，走道路的右边自然有助于他控制马队。但英国情况不同，马车夫一般都是坐在车上驾驶，而且会选择靠右边的座位，好让挥鞭的右手不会被车身妨碍；如此，走道路左边，控制马匹会更得心应手，也更能看清楚狭窄道路的状况。
英国人是造成全世界开车左右不一的“元凶”。只要是米字旗飞扬过的地方：印度、南非、澳大利亚、香港等等，靠左都是天经地义的。然而，曾经是英国殖民地的美国却独树一帜，早期美国的主要交通工具大篷车，设计上是让车夫从左方驾驶，因此上路自然会靠右边走。
要解决问题，可行之道只有一条：全世界都改走右边。然而知易行难，人的习性根深蒂固，只能一步一步诱导。原本开车靠左的瑞典1955年举行公民投票，决定是否换边，结果反对者以4∶1的悬殊比例压倒赞成者，但瑞典政府不为所动，继续推行政策。
瑞典政府花了4年的时间精心规划，耗资相当于1亿美元的公币，希望与斯堪的那维亚半岛其他国家开车开在同一边线，这场“瑞典马路大换边”终究顺利完成。
1946年，菲律宾人换到右边开车，原因是认为这样可以降低从美国进口汽车(驾驶座在左侧)的成本。
从汽车普及开始，加拿大就出现一国两制：中部是美国与法国的势力范围，大家靠右开车。但到了心向英国的卑诗省与滨海省份，车子改走左边。20世纪20年代情势丕变，随着长途开车风气盛行，靠右开车才定于一尊。新伯伦瑞克省1922年换边靠右；新斯科舍省则在1923年，当地的鲁伦堡把那一年称为“免费牛肉年”，因为拉车的牛习惯靠左边走，没法重新训练，只能宰杀让人大饱口福。
如果推动全世界一致靠右边开车，我们能做得到吗？在英国人心目中，靠左边开车就相当于教养良好的狗儿，地位难以动摇。
也许百慕大群岛的解决方案才是不二法门：外国人根本不准开车。
（作者：佚 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