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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1月17日，导演李安的新作《断背山》荣获美国电影电视金球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等四大奖项，成为最大赢家。1月31日第78届奥斯卡奖提名揭晓，《断背山》仍是一枝独秀，获得8项提名，李安和他的电影再次成为今年奥斯卡奖的大热门。
李安出身书香世家，父亲对他期望甚大，但少年时的李安曾经坚定地对父亲说：“我什么都不喜欢，我想当导演。”没有人在意他的这句话。两次大学落榜，对李安而言是世界末日，却也一步步踏进他的电影梦……
第一次“文化冲击”
我家四个兄弟姐妹，我是长子。我的出生，让爸爸兴奋得整晚都睡不着觉，百感交集地说：“李家终于有后了。”爸爸给我取名“李安”，一来是老家在江西德安，二来是爸爸来台湾时搭乘的轮船就叫“永安号”，当年他可是死里逃生。
上小学时，我在戏剧表演上便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偶尔也会上台表演，最拿手的就是唱《家在山那边》，有时两兄弟一块儿上台，李岗(李安的弟弟)就唱“老祖母今年八十八……”爸妈的朋友、同乡或同事来我家拜访时，我常拿扫把当吉他，带着弟弟上场表演一番，逗大家开心，我最擅长模仿叔叔伯伯或我家的管家老杨。当时校长曾向爸妈半开玩笑地说：“你这个儿子将来可能走第八艺术。”
“我想当导演”
刚考上台南一中的那个暑假，父亲就拿了份大学志愿表回来，通常志愿表是高一念完后才填的，我看了看，就知道自己不是理工医农的料，可是文科里的外交、新闻、外文、法商等科目，又都觉得没啥意思。
当时我就对父亲说：”我都不喜欢，我想当导演。”大家听了一笑置之，可我讲的是实话，而且特别想当电影导演。我也不知道导演是干什么的，只知道他把电影拍出来。
念台南一中时，我虽天天补习，名次还是落在二三十名，加上父亲是校长，我觉得很糗，在学校里老躲着他。大学连考两年都名落孙山，对我而言简直是世界末日。然而进入艺专影剧科后，我才真正面对另一种人生的开始，原来人生不是千篇一律的读书与升学。
那时在艺专，学校拍不起电影，只在毕业前让所有技术组的同学扣一下16厘米摄影机，我不是技术组的，一直没碰过电影摄影机。二年级时一个香港学生说可以帮我从香港带超8厘米摄影机进来，我就跟父亲要钱去买。这是除了书以外，父亲送给我唯一跟电影有关的礼物。用这台摄影机拍了一部18分钟的黑白短片《星期六下午的懒散》，这部短片还帮我申请进入了美国纽约大学电影系。
我学戏剧，爸爸虽然答应支持，内心却一直很矛盾。记得大三暑假时环岛巡回公演，大伙儿又歌又舞又搬道具，像跑江湖似的很好玩，一到嘉义，我就开始紧张，因为快回台南了。踏进家门，老爸一看我因公演累成的黑瘦模样，就在饭桌上开训：“什么鬼样子。”因为在父亲的印象里，我的公演和小时候我们看到的没两样，他很伤心，一心指望能光宗耀祖的我没考上大学，居然沦落为给人逗乐子的康乐队队员，所以他一直催促我出外留学，希望能拿到学位，成为戏剧系教授。
除了做导演，我什么都不会
在我生活的环境里，我的自尊一直很低，从台南一中起我就觉得不如人；到了艺专，社会上又觉得这不是所好大学；毕业服兵役，又被女朋友甩掉。到了伊利诺大学，都是美国人，话也听不太懂，朋友也没法交，中国留学生又多是理工医农的高材研究生，我是唯一念戏剧的大学生，虽然努力地吸收，仍自觉处于很低的位置，要进入世界闯出什么，好像是不可能的事。
可是一到电影系，就不一样了。我最愉快、最充实的日子，就是在纽约大学的求学时光。
1985年自纽约大学硕士毕业，我把所有东西打包成8个纸箱，准备回台发展。就在离开的前一晚，《分界线》在纽约大学影展中得了最佳影片与最佳导演两个奖，当晚美国三大经纪公司之一威廉·莫瑞斯的经纪人当场要与我签约，说我在美国极有发展前途，要我留下来试试。
当时太太惠嘉还在伊利诺念博士，带着1岁不到的大儿子阿猫(李涵)，学位还差半年就拿到。我想留下来陪家人，也试试运气，没想到一耗6年。
那时期每隔一阵子，就有人说，看到我的学生片，很棒，我们来谈谈怎么合作吧。因为经纪人会把学生片拷贝一大堆，送到各公司去推销。就这样，一个计划不成，另一个计划又来了，总有几个在进行，所以老不死心，人像是悬在半空中。直到1990年暑假完全绝望，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要不要回台湾?惠嘉看到我精神上有点撑不下去，就会带我出去吃个饭，我们最奢侈的就是去吃肯德基，阿猫就说：“我们去吃老公公炸鸡。”
这期间，我偶尔去帮人家拍片，看器材，帮剪接师做点事、当剧务……但都不灵光。还有一次到纽约东村一幢大空屋去帮人守夜看器材，好恐怖，真怕会遇上抢匪闯入抢劫。还曾干过两天的剧务打杂，做得很笨拙，大家一看我去挡围观的人就觉得好笑，有个非裔女人见我来挡就凶我：“敢挡?我找人揍你。”我连忙走开，闹了很多笑话。
许多人好奇我怎么熬过那一段心情郁闷时期?当年我没办法跟命运抗衡，但我死皮赖脸地呆在电影圈，继续从事这一行，当时机来了，就迎上前去，如此而已。
我的贤内助
我拍片后，许多人都很好奇我太太林惠嘉是个什么样的人。其实她只是不管我，这正是我最需要的。她给了我时间与空间，让我去发挥、去创作。要不是碰到我太太，我可能没有机会追求我的电影生涯。
我和惠嘉是在伊利诺大学念书时认识的。1983年8月19日，我们于相识5周年纪念日结婚。很多《喜宴》里的情景都是我结婚实况的翻版。
远从台南赶来的爸妈，坐在一张大红被单铺成的床前，接受我们的磕头跪拜。刚跪拜完，妈妈突然掉下眼泪，拉着她的手说：“惠嘉，我们李家对不起你，让你结婚结得这么寒碜，我们老远从台湾到美国一点用也没有。”这一幕，后来成了《喜宴》当中的情景。
婚后，我们分隔两地，她继续念书，我在纽约剪辑毕业作品。
为了筹拍毕业作品《分界线》，我自己打工、父母资助、女友林惠嘉赞助，共花了100多万台币。到了最后阶段，还差8000多美元，我就从惠嘉的账户里直接提了来用。奇怪的是，我一点都没有愧疚感，事后跟她说起这件事，她也仅只“哦”应了一声，表示知道了。
1984年5月，阿猫出生时，我这个爸爸还不知情地在纽约公园里玩棒球、丢飞盘。直到晚上回家，才知太太已生产。原来半夜惠嘉独自进医院时，医生问她要不要通知丈夫，她说：“不必。”问要不要通知友人，她也说：“不必。”她自己开着快没汽油的车子到医院来，院方还以为她是弃妇。惠嘉个性很独立，自己能做的事就不愿麻烦人。老二石头出生时早产，我就特别盯在一旁，她还是频频赶我走：“杵在这儿干吗，你又不能帮忙，你又不能生。”
在生活里，不论我的事业处于低潮或高峰，我们的感情一直差不多，相处上也没太大差别。在精神上她以前比较痛快，以前她工作忙，我依赖她；我出名后，现在她有时候要出来做李太太，打扰了她的工作。
我觉得，夫妻间相处如一切事物，不是一成不变的，都需要做适度调整，甚至以变化来保持不变。以前我在外面谦卑，回家一样谦卑；现在我在外面比较神气活现，回家再谦卑，就觉得是在调整，其实只是保持不变。
人生就如一场修炼
我一直想拍武侠片，除了一偿儿时的梦想外，其实是对“古典中国”的一种向往。武侠世界对我最大的吸引力，在于它是个抽象世界，不存在于现实当中，我可以将内心的许多感情戏加以表象化、具体化，除了武打还有意境，最重要的就是讲“情”与“义”。情感来时，要如何处理爱恨，才够义气，这些对“侠”是很重要的。
《卧虎藏龙》玉娇龙的外在很女性化，十分仰慕俞秀莲跑马江湖所享有的自由豪气，但她的内在很阳刚、追求纯粹的技艺，在感情上主控性强。俞秀莲，一位行走江湖的女侠，外在做的是拳头上站人、胳膊上跑马的男人事业，然而内在却十分女性化，她想成家，稳定性强。李慕白只要肯丢下宝剑(欲望、争雄)，与她双宿双飞，她会立刻抛弃一切。我觉得俞秀莲的个性很服从，社会上这种人很多，包括我自己也是。
拍完《卧虎藏龙》后，我第一次有人到中年的感觉。以前是抬头往前去，现在才发现好像累积了一些东西。有如爬山，以前我是往山顶爬，走上坡路，尽量要东西，埋头往前，累积经验，做完这一部，接着又去弄下一部。每次拍片，身体出了状况、有了毛病，就休息一下，或恢复，或衍化成其他的毛病。但不论如何，都还撑得住，没多大影响，也不见尽头。
但拍完《卧虎藏龙》后，我第一次觉得自己已翻过山头，能从峰顶看往山下。我第一次感到体力上好像碰到了底，开始得保养、要控制，再也不能任意而为。人生就这么多，要懂得取舍。当然还是可以透支，可以力拼，人还是有无限的可能性，但我知道这样做是在透支，这是以前走上坡路时看不到的。
人生就如一场修炼。做事一如练功，是“一分功、一分松”。松了一环后，再往紧处练；练松一层后，再进一层，如此层层而上。功力愈深，实力愈强，愈不易被击败。实力很奇妙，当人能掌握一种情况后，就松一分紧张，增一分实力。当人能放松之后，才能深入了解、看到或使用实力。不过一旦动及实力，就触动内里；一旦受伤，则伤得更重。因为此时是伤及心底的内伤隐痛。
在现实的世界里，我一辈子都是外人。何处是家我也难以归属，在台湾我是外省人，到美国是外国人，回祖国大陆做台胞，其中有身不由己、也有自我的选择，命中注定，我这辈子就是做外人。这里面有中国结、有美国梦，但都没有落实。久而久之，竟然心生“天涯住稳归心懒”之感。反而在电影的想像世界里面，觅得暂时的安身之地。
（程红摘自《十年一觉电影梦》，台湾时报文化）
（作者：（台湾）张靓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