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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于大连理工大学的刘瑞，因为想进知名外企，在努力提高自己专业能力的同时，还拼命地过了六级。然而令他没有想到的是，当真正面对主考官提问时，他整个人就木了。
“没想到从头到尾都是用英语面试，当时脑子里空荡荡的，完全没有听懂，想说的话一时之间怎么也表达不出来。”
刘瑞有些愤愤地，“真烂，这就是我学了10年的英文!考再高的分，拿再多的证，都没有真正顶用。”第一轮面试的时候，他毫无意外地被淘汰了。
就在刘瑞为自己的英文水平感到无奈的同时，许多外企的人力资源部门以及对英文有着高要求的公司也感到同样头痛。“太难招到合适人选了”，泛华传播有限公司的CEO潘杰客回忆起当初招聘时的情景说，“如果想找到专业素养和英文能力同时优秀的人，那简直是千里挑一。”据潘介绍，许多专业英语通过八级，雅思达到7分的人都难以达到要求。
在职场中，类似的尴尬情形屡见不鲜。
“目前的情况是，只有30％的求职者在英文面试中勉强合格。”LG化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人力资源经理张红巍感慨道，“大多数人一听说是英文面试，立刻就丧失了自信，非常紧张。”“很明显，四六级成绩已经不足以成为考查英文能力的标准，因为有不少分数很高的学生并不具备实际运用英语的能力。”佳能的人力资源代表柳弦补充道。
根据人口普查统计结果计算，与1982年相比，到2000年11月为止，中国接受初中及以上教育的人口数量增加了3．7亿人，这些人基本上都接受过英语教育。而事实上从1977年开始，除了在初中开始设置英语课程外，部分小学都开始了英语教学，再加上从1964年到1982年间，中国接受初中及以上教育的人口数量增加了2亿，这其中有相当大比例的人数接受过英语教育。考虑到2001年以后，《全日制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试验稿)把英语课的设置提前到小学三年级(北京地区则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因此估计中国应该有4亿人接受过英语教育，超过英美两国人口总数。
而对中国目前能够使用英语进行交流的人口数量，据一些教育研究机构人员及语言教育培训机构人员估计，不会超过2000万。我们如果以2000万作为参考，以英语交流作为标准的话，这意味着中国有95％的英语学习者的时间、精力及经济投入没有收到成效(当然也有一部分人通过学英语浅层地了解到了西方文化)，现有中国英语教育的低效率由此可见一斑。
“学英语不像骑自行车，语言如果你不用，那就会退回去。”北京外国语大学周燕教授告诉记者，中国的外语环境很差，“这不是指我们接触不到外国人，而是我们缺少经常使用英语的环境。”周燕表示在这一点上大学英语教育体现最为突出，学生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学习英语，但因为没有使用环境，“一些优秀的学生入学不久就通过了四六级，之后就全力学习专业课，等到毕业想到外企工作时，外语已经退回去了。”
周燕认为，考试本身没有过错，但具有指挥棒作用的检测手段会引导学生的关注方向，“如果(考试)指向使用能力，学生们自然就会天天去听、去说英语，而一直以来我们更注重检测知识点、结构、语法，也就是在考语言知识。”这种考试导向直接导致学生们学习目标不是为了应用，更谈不上培养学习兴趣。
但周燕同时指出，由于目前中国的考生众多，注重口语能力的考试，在操作上有一定的难度，所以要想在题型和考试方法上有所改变并非轻而易举。
与考试相配套的，是在英语教学和学习中，把学英语等同于学它的知识结构，“我们现在英语教学中，更愿意抓词汇、语法、结构，使学生以为学英语就是学英语知识，但实际上英语知识和英语能力之间有很大的距离，这个距离是需要不断地使用才能弥补的。”周燕说，几十年来中国的英语教育一直存在这样的问题，这也跟中国早期受“语法翻译法”的影响有关(把语言作为一种知识来理解和教授的语言流派)。而中国一代又一代的英语教师大都是在这样的教学方法指导下成长起来的。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许纪霖对这种以应试英语为核心的英语教学的改变，不抱乐观态度。
“应试教育的深层原因是我们的选拔制度有问题。”许纪霖认为中国教育承担了许多非教育非学术使命，“它解决着社会流动问题、社会公平问题，国家也需要一种选拔方式让底层青年往上流动”，“在某种意义上应试英语有点类似于中国古代科举考试的功能。”
而对于政府行政管理来说，这种可量化的、一刀切的管理是最直观最有效的社会控制管理方式，它可以剔除很多人为考量因素。而“英语正提供了一个这方面的示范，这个示范就是托福考试，它提供了一个所谓绝对客观题示范。”许纪霖说，这种绝对客观题使人为的弹性因素得到剔除，从而达到形式上的最大公平。正是在托福考试的影响下，“应试英语成为国家控制考试腐败的最后杀手锏”，相对而言，“国家觉得那些由学校自主命题的专业考试容易产生考试腐败，惟独英语考试，你想泄题、搞腐败就比较困难。”
许纪霖表示，尽管这种选拔方式表面看起来非常合理、可计量、直观性强，但在背后，抹杀了专业标准，抹杀了不同专业的独立性，不管是学中医的还是搞古汉语的，不论你是找工作还是评职称，都要过这一道关卡，接受英语的“一票否决”。
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并非是英语消耗了中国人的大量元气，而是英语在中国成为了一种牺牲。“除非用别的学科来替代它，否则应试英语这个教学核心很难改变,”许纪霖认为只看到英语教学本身是无法解决这一问题的，“你说我们选择谁来替代英语作牺牲？”
（饶丽娟摘自2005年12月5日《中国新闻周刊》，胡博综图）
（作者：何晓鹏 张 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