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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9月，世界经济论坛公布了2005年至2006年度全球经济竞争报告，芬兰连续第3年被评选为世界最有竞争力的国家，在过去5年中有4年把美国挤在了身后。外界对芬兰的了解大概只有它那绵延无尽的森林和丰富的纸浆。这个在北极圈边上，气候寒冷、土地贫瘠、聚居着教育水平低下的伐木工人和农民的国家，过去可以说是默默无闻。
今天，这个小小的北欧国家凭借蓬勃发展的高科技经济，被世界经济论坛评为世界上最有竞争力的国家，并且在所有发达工业国家中，拥有最高的国民教育水平。同时，它也是个福利国家，创造了全球最平等的社会。
世界各地的政策制定者们像朝圣一样来到赫尔辛基，来学习芬兰成功的秘密。
但是，在竞争激烈的全球化世界中，当其他欧洲国家的领导人绝望地想方设法保护他们昂贵的社会福利系统时，芬兰的环境和思维方式却不容易模仿。赫尔辛基大学的社会政策教授瑞斯托·伊拉萨里警告说：“即使在欧洲，芬兰也是一个特例，我们是一个民族单一的小国，整体而言，我们的社会模式是典型的芬兰式的，不适用于其他地方。但是，其中的有些部分——比如政府对革新和教育的大力投资——是可以出口的。”
奈加德先生和她的伴侣米娜·西瑞柳斯显然是芬兰例外的社会制度的受益者。他们两个人都没有为自己的大学教育付过一分钱，虽然两个人分别都用了7年，才获得各自的历史和心理学文凭。西瑞柳斯女士在怀孕期间，享受免费的医疗服务。生下他们的女儿爱米丽娅之后，她计划请假11个月，留在家里照顾孩子。
在经济上她没有任何后顾之忧：产后在家照顾孩子期间，政府会支付她薪水的60％。明年，奈加德和西瑞柳斯将在他们居住社区的芬兰语、瑞典语、英语和西班牙语托儿所中，为女儿挑选一所，而上托儿所的费用的4／5由国家支付。
如果他们任何人失去了工作，在最初18个月里，他们仍然可以领到高额的失业津贴，相当于他们原来薪水的70％，当他们退休后，他们可以指望获得丰厚的养老金。普通芬兰人都可得到约等于最后一份薪水60%的退休金。
从出生到死亡，芬兰人享受着世界上最慷慨的公立教育、医疗和福利系统。从小学、中学、大学，甚至包括昂贵的医学院和法学院，全部免费。芬兰国民生产总值的7％用于医疗保健；他们看病几乎不需要钱，婴儿死亡率是美国的一半。
当然这些福利并非没有代价：芬兰是世界上税收最高的国家之一，如果西瑞柳斯女士事业成功，她收入中超过45％将作为个人所得税上交。但她对此并不介意。她解释说：“我觉得这是确保我们的社会和国家运转的必要条件，我们无法保证福利国家的运行，除非每个人都出一份力，付出相应的代价。”
年轻精明的哲学家佩卡·海莫能说，在芬兰，机会不依靠出身。所有芬兰人都有平等的生活、自由和幸福机会。芬兰人对他们的平等主义传统非常骄傲。他们是欧洲惟一从未有君主或极权专制的国家。
芬兰没有私立学校，没有有势力的俱乐部，没有大门紧闭的富人社区。当然这并不是说芬兰就没有富翁。
39岁的里斯托·西拉斯玛则是芬兰最富有的人之一，他是网络安全公司F-Secure的首席执行官。西拉斯玛白手起家，如今身价数亿美元。
他的妻子凯苏除了是3个孩子的母亲，还有一个非常普通的职业：她在普通中学教一二年级。像典型的芬兰人一样，西拉斯玛不承认对个人财产的兴趣，他说：“我是一个好强的人，我喜欢胜利，至于钱，我15岁时就已经够用了。”
这似乎也是芬兰平等主义的一部分；多数芬兰人不夸耀财富，也不奢侈消费(或许除了购买豪华汽车)。当局清楚地知道每个人的收入，并根据每个人的收入决定交通违规惩罚金额。去年，27岁的当地香肠连锁企业继承人萨洛诺亚因为在限制时速25英里的市区把车速开到了50英里被罚款17万欧元。
芬兰思维模式的胜利最明显地体现在学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芬兰年轻人的教育水平在工业化国家中是最糟糕的，而现在，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研究，芬兰年轻人的教育水平在发达国家中是最优秀的。
芬兰的教育体系是这个国家成功的关键，同时也是平等主义的体现。令人惊讶的是，这是一个在上一代人的集体意愿推动下创建的新体系。最大的功臣是现年68岁的埃尔基·阿霍，1972年至1992年，他一直担任芬兰国家教育协会秘书长。
在改革者看来，教育是最重要的领域。传统的芬兰教育体系保守而分裂：四年级时，孩子们根据成绩被分流，那些没有中选的将无缘高等教育。大学只有屈指可数的那么几所，而且都普普通通。阿霍和他的同事们认为，教育应该是“包容性的”，让所有孩子一起读完初中，不根据能力区别对待。只有进入高中后，才把成绩优异愿意继续深造和对接受职业培训更感兴趣的学生分开。所有学校将由地方政府管理，但是一开始，改革的方向由国家教育协会和赫尔辛基的政府掌控。
阿霍和同伴相信，改革的关键是教师培训。在芬兰，教书一直是地位崇高的职业，现在，这个职业甚至变得更加令人尊敬。(今天，申请师范专业的学生是实际招生量的10倍)教师必须完成硕士学位和6年专业学习，包括教育课程及深入的专业课程。
到20世纪80年代末，新体制广受好评。接着，大学改革又造就了一批高质量的名校。90年代初的经济危机是对改革的严峻考验。阿霍欣慰地看到，即使在严重的经济困境中，芬兰人仍然一致认为应该保持新教育体制。事实证明，这是明智之举。20世纪90年代，以诺基亚为先锋，芬兰的高科技公司迅速成长。对15岁学童的调查发现，在发达工业国家中，芬兰学生表现最优秀。
芬兰教育协会国际关系负责人丽塔·兰波拉说，确保每个芬兰孩子，无论他住哪里，无论他背景如何，都能得到良好的教育，在这样的思想背后有一个深思熟虑的目标。她说：“作为一个人口稀少的贫穷国家，如果我们希望成为一个现代社会，希望国家得到发展，需要所有人的力量，这意味着每个人都必须接受教育。”
在海莫能看来，高水平的教育是造成他的国家“良性循环”的关键。这正是大多数芬兰人的想法。投资智囊团ETLA的经济学家佩特·罗维伦说：“芬兰人的思维方式决定了他们是集体主义者，有强烈的公正感，正是这种思维方式，使这个国家能够实行这种体制。”
政府福利研究中心的研究者米科·高图称这种集体主义思维为“普遍主义思维”，还有更深远意义。他说，芬兰人不认为社会花费是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的拖累，而是一种正面的力量；他争辩说：“社会主义思维的优势在于，让所有人参与其中，用所有人的资产为整个社会的利益服务，这正是我们的经济具有竞争力的部分原因。在过去5年里，芬兰4次超过美国，被世界经济论坛评选为世界上最有竞争力的国家。”
海莫能说：“当人们能够发挥他们的潜能时，他们变得有创造性。一个创新的经济具有竞争力，从而可能资助一个福利国家。福利国家不只是一个大家庭，也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确保产生新的创新者。”
海莫能认为，其他欧洲国家可以拷贝芬兰改善教育系统的努力，他们同样可以效仿芬兰在科学研究领域的大笔投资。目前，芬兰GDP的3.6％被用于研发，这一比例在欧洲仅次于瑞典。
正是这样的思想孕育了诺基亚这样的企业，诺基亚是世界最大的移动电话生产商，它惊人的增长带动了芬兰经济，并通过转包合同的形式提拔了一大批高科技公司。仅此一家通信公司就创造了芬兰1／4的出口产品，GDP的4％。
20世纪90年代初期经济危机时，在3年中，芬兰的GDP下降了13％，失业率上升到17.9％，在此黑暗时期，芬兰仍然继续用大笔资金搞研发。
著名的西班牙社会学家曼纽尔·卡斯泰尔认为，芬兰成功改革的根源在于创造了一个让所有人感到安全的福利国家。当然，首先，人们必须为改革的内容取得一致。
在复杂的芬兰语中有一个词talkoot，大概意思是，“一起工作”。这是一个强大的芬兰传统，反映了一种国民责任感——我们都在同一艘船上。
（仇大中摘自2005年11月6日《文汇报》，刘展国图）
（作者：吴 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