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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是1969年，也可能是1970年，沂蒙山区河岸边的一个村庄，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全家人沉浸在欢乐的气氛里。欢乐呀，欢乐，发自肺腑的欢乐。我家自留地里种的大豆收获了，每一粒大豆都是我们自己的。我们在家门口的一块平地上捶豆子。大豆成熟了，就变成一种极为调皮的庄稼。一不小心，豆粒就乱飞乱跳。高大的父亲突然被豆粒滑倒了，疼得哎哟哎哟叫唤。父亲抓起一把豆粒，看了看。父亲看大豆的神情，如面对神明。父亲用骂人的话亲切地骂了一句大豆。
我八九岁，我弟弟五六岁。我的年龄决定，我必须认认真真地捶豆子。弟弟就不同了，大人虽也塞给他一根棍子，但干不干，谁也不管。他一心一意玩，捉蜻蜓，捕蚂蚱，玩豆子。
弟弟又闹出什么故事了?弟弟忽然像个拨浪鼓一样把头甩来甩去，又像得了羊角风一样不由自主地打转转。你瞧，俺弟弟干了一件多么有创意的事：他把一粒新豆塞进耳朵眼儿里去了。一开始，他悄悄地用一截草棒往外掏，想把新豆掏出来，可是越掏越深。他又蹦又跳，想把豆粒甩出来。豆粒钻进入的耳朵眼儿里，必定是一种极为罕见的现象。它不可能轻易出来。爹抱着弟弟的头瞅了瞅，娘抱着弟弟的头瞅了瞅，大哥二哥大姐二姐加上我都轮流着瞅了瞅。大家的一致意见是：不敢再掏了，越掏越往里走，必须找村里的“赤脚医生”。到了“赤脚医生”那里，“赤脚医生”下结论道：我治不了，最好去界湖(县城)。
界湖?爹娘一听这个，头都大了。界湖，头不疼，脑不热，什么病也没长，还要去沂南县人民医院?前几天，邻居夏云路差点儿病死了，都没去界湖。爹伸出一根手指，狠狠在弟弟的头上戳了一下，说：自作自受，让豆子呆在里面吧。
最初的不适和恐惧过后，弟弟很快安之若素，照样玩他的。晚上睡觉时，娘特别叮嘱弟弟把有豆粒的这个耳朵朝下，母亲怕豆粒越走越深。早晨，娘醒来就去摸弟弟，却发现仍在酣睡中的弟弟早就把有豆粒的一面朝上了。
弟弟和新豆相安无事。过了5天，10天，还是20天，不知道。一天深夜，全家人都在睡梦之中，弟弟忽然从床上爬起来嚎啕大哭。娘迅速划亮火柴，点上煤油灯。弟弟捂着那只有新豆的耳朵说疼。娘用全家唯一的“电器”手电筒照弟弟的耳朵，娘说：“俺娘，俺娘，芽都冒出来了。”
大家似乎都忽略了这一点：豆子是有灵魂的，有生命力的，它生长的欲望是一定要表达的。耳朵眼儿算得上是一片狭窄却肥沃的福地，豆子的灵魂在这里醒来是不奇怪的。新豆吸收了弟弟身体里的水分，膨胀了，发芽了。
父亲把弟弟抱在怀里，安慰弟弟说：天亮了，爹就和你去界湖。
天亮了，爹用自行车载着弟弟去了几十里外的界湖。界湖，梦幻一般的界湖，据说那里用柏油铺路，路两边的电线杆上面挂着电灯泡，不论多么黑的晚上大街上都贼亮贼亮，家家的锅台边都有自来水龙头，一拧就哗哗淌水……
我从未去过向往中的界湖，比我小很多的弟弟却去了界湖。
太阳要落山了，爹和弟弟还没回来。有人从界湖给捎来了惊人的口信：弟弟的“病”界湖治不了，爹和弟弟当天就去了另一个更大的城市——临沂。据说，新豆已和肉长在一起了，需麻醉才能取出，因在脑部，一般麻醉法不敢用，需一种特殊麻醉法才行，而沂南县人民医院没有那种麻醉法。
临沂，临沂，那是我心目中一个伟大的人类之城，它差不多是耸立在我想象中的天边。
一个又一个夜晚，我们一群伙伴坐在村头的石桥上，面对着星空和大地，以儿童式的苍茫情怀，谈论着中国，苏联，美国、世界、宇宙。我们谁也没有去过临沂。一个年龄大些的伙伴指着遥远的南方一团隐隐约约的光亮说：看，那就是临沂。
爹和弟弟从临沂回来了。弟弟的耳朵看不出任何变化，但我觉得弟弟已非从前的弟弟，弟弟已是去了界湖、见过临沂的弟弟，弟弟的身上凭空多了一些神秘的东西。弟弟能对我讲许多我所不知道的事情，我从心底里羡慕弟弟。
一粒豆子的力量真是不小呀，它一下子就把我弟弟顶到了界湖，顶到了临沂，让弟弟见了大世面。
刚打下的新豆还放在一个大笸箩里晒着。我站在天井里抓玩新豆。我用两根手指捏住一颗新豆端详着。我想：我也往耳朵眼儿里放放试试，我一定不会像幼稚的弟弟一样让它进去。我捏紧豆粒，在耳朵眼儿里放一放，拿出来，放一放，拿出来。再往里一点儿，再往里一点儿，忽然，豆粒失去了手指的控制，进去了。手指还能摸到它，但已捏不着了。我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不敢随便动了。我悄悄到母亲的针线筐里找到一根针，心想用针肯定能把它挑出来。不料，豆粒太硬了，根本扎不进去，扎一下，豆粒就往里跑一点儿。这粒新豆完全遵循弟弟那粒新豆的轨迹，到达了同样的秘境。如果弟弟那一颗是人类历史的第一颗，我这颗就是第二颗了。弟弟是一个天才，我却是一个蠢才。
怎么办?怎么办?我不敢告诉任何人。我一遍遍问弟弟治“病”的过程。弟弟烦了，说：三哥，你犯了神经病啊你?我只好对弟弟说了实话。弟弟说：三哥，你这纯粹是找死啊你。天才与蠢才的界限太分明了。
爹知道了这件事。爹什么也不说，一把将我拽到身边，拧着我的耳朵往里瞅。爹看见了那粒大豆。爹把他的大脚抬了起来。爹一脚把我踢翻在地。爹对倒在地上的我说：老三，你也想去界湖、去临沂?是吧?你死了这条心吧。
生产队长吹响了召唤人民公社社员出工的哨子，爹扛上铁锨，大步流星地走了。
大人们都出工了。我也有我必须要做的工。我拿上镰刀，挎上筐，去沂河割猪草。
耳朵里的这颗大豆，令我眼里的山河异色，生机全无。草中的蝈蝈不好玩了，水中的鱼儿也无趣了。猪草割满了筐，我无力地躺倒在一团洁净的沙丘上。脑袋触着细软如绸的沙，我忽然下定决心，一定要把豆子弄出来。我试着把有豆粒的那一侧脑袋朝沙丘摔去，一下，又一下，摔得越来越猛，摔得天旋地转。
蒙山高，
沂水长，
老三把脑袋摔在沙丘上。
摔呀摔呀摔呀摔，
一定要把豆粒摔出来……
只听轰隆一声巨响，那粒金黄的大豆从我的耳朵里冲出来了。
(方华摘自《中华散文·我的故事》2007年第1期)
（作者：夏立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