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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您的教室，6年后，我以最快的速度，成为了您的同行，站在了与我的母校相邻的小学校的讲台上。那年，我18岁，您也不过40岁左右吧。
认识您的时候，您是我小学五年级也就是毕业班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我还不到12岁，营养不良，面黄肌瘦，穿着姐姐穿过的宽大衣衫，毛楞楞的脑后，支棱着两条歪歪扭扭的辫子，因为大多数的时候是我自己编的。有次运气不好，费好大的劲才编成，急急忙忙往村头的学校飞奔，刚到校门口，铃声响了，一只辫子受惊吓似地散开了。我急中生智，一手攥着辫子一手提着书包继续飞奔，还有几步就到教室了，一抬头看见您，我以百米冲刺的速度擦过您身边，进了教室。
可是还没等我坐下，一声棒喝，把我从座位上提到半空，您涨红了脸，劈头盖脸一顿臭骂，说我披头散发，是山里野粮食吃大的，骂够了，您不让我坐，让我站到教室外面去。我捏着辫子，低着头往教室外面走。我想不出山里头的野粮食什么样子，觉得自己很像青青的麦苗地里长出的一株野草，突兀、丑陋。
放学了，我的罚站自然结束。我红肿着眼睛回家，推说头疼不吃饭。可是念小学三年级的妹妹还是看到了我在教室外站了一个上午的“辉煌事迹”，并添油加醋地汇报给了全家。以后，这件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了妹妹攻击我的重要武器。于是，我记住了对您的仇恨。
那次罚站以后，我改变了许多。我学会了撒泼，在一次又一次撒泼后，母亲终于捉起了剪刀，剪掉了我的长发。我是我们村里女孩子中第一个剪“寸头”的，长发没了，烦恼却不少，我的同学开始叫我“假小子”，最初是因为发型，后来是形神兼顾。同学们叫我“假小子”，您似乎觉得还不准确。所以，当我和另一女同学起了争执，您在把我驱逐出教室的时候，您给我进行了解说:不男不女，“二阴子”样儿……然后您开始上课。对于争吵一事，本来我胜券在握，您却不屑于过问，还给了我这么一个侮辱性的绰号。
有时我想，您一定信奉严师出高徒的古训，是为了磨砺我的意志才这么做的。但结果因为我的年幼无知，不能理解您苛刻后的良苦用心，才使我难以释怀，从而影响了我人生之路的抉择。
现在想来，您没有理由恨我，在您接我们班时，我是班里成绩数一数二的学生，您很有可能寄我于厚望，只是为了锤打我，激励我，才采取极端的做法。只是您判错了我的材质，我不是篮球型的，越是用力拍打，弹得越高。小时候的我，也许更接近于一棵幼苗，需要雨露、阳光和呵护，过多的风霜与修剪，会迟滞我的成长成材。
您在全班同学面前摔掉我的作文本，说“抄作文都抄不正确，错别字满篇”，那其实是我自己写的，如果您稍微问问我的前任老师，应该会知道我作文还得过奖，可是您这样骂我，我就再也不肯认真写作文了。因为我的字写得不好，您5次撕掉我的作业，当别的同学吃完午饭返校时，我的第六次作业交了上来，比前5次都潦草，您看也不看收下了，我竟然感到胜利的喜悦。从那以后，我的字迹越来越乱，错别字满篇，您再也没管过。
那一年时间极其漫长，但毕业升学考试还是如期而至。为了评比，学校准备进行预选，留几个不可能考上中学的学生，以此提高升学率。我在您的名单之中，于是在父亲与数学老师的请求下，您勉强同意了我参加升学考试。在10里外的县城中学屋檐下，您一个一个给我们核对数学答案，笨拙、认真，我忽然觉得不恨您了。不是因为我的数学几乎全对，只是觉得那会儿您最像个老师。
可是我的好感维持不到一个星期，升学成绩出来后，我的同学一半落榜，而我在没落榜的那一半里，并且还很靠前。您给前来看分数的同学说，我怎么能考上，我是怎么混上去的?于是我又背着“混”上去的名声进了中学。我真的恨您了，上了中学，我从班主任嘴中得知，如果学习足够好，3年后就可以考中等师范，再3年就可以做一名小学老师。于是在3年里我刻苦学习，在四五百人的竞争中，成了寥若晨星的胜出者。于是在6年后成了您的同行。
可是，在做了您20年的同行，当您衰老得再也不能走上讲台时，我忽然感到自己的悲哀。我想，我最初的心愿已经成倍实现了：成了一名优秀教师，我的学生走向五湖四海，年前节后不时有来自远方的问候，这也许是一个老师最大的快慰。但我还是不能释怀。二十多年后，当我在平凡的讲台上站得有些倦怠了的时候，当我当年的同学在大城市干得风生水起的时候，我才明白，我一直都没能原谅您，而您却轻易地指定了我的人生轨迹。但愿我在当老师的时候，永远不说您当年对我说的那些话，做您当年对我做的那些事，那会伤害一个孩子一辈子的。
（白桦摘自《当代青年》2008年4月上半月刊，杜凤宝图）
（作者：杨 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