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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从来没有正式出任过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高职务，但国内国际却公认他是中国的NO.1。
1979年1月1日，美国《时代》周刊出版。按照它的惯例，在每年的第一期评选出上一年度的世界风云人物。在1978这个年份，邓小平获选。
此时，距离标志性的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不到两个星期的工夫。历史已经证明，把这个打不倒的小个子、中共中央名义上的三号人物推上年度风云人物的位置，《时代》周刊没有看走眼。
没有看走眼的还有美国政府。就在《时代》周刊1979年第一期出版的同时，中美两国建交。到了月底，邓小平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访美，美国总统卡特亲自在白宫南草坪主持欢迎仪式，鸣礼炮19响。按照国际礼宾规格，在鸣礼炮方面，接待国家元首是21响，政府总理是19响，副总理是17响。这一举动表明，美国政府官方已经承认邓小平才是中国政府真正的首脑。
二度复出
时至今日，世人皆知毛泽东与邓小平在主政中国期间，采取了不同的经济政策。这一路线的相左，在上世纪60年代以后，使两人的矛盾开始突出。
1966年，“文革”爆发，毛泽东发表“炮打司令部—我的第一张大字报”，将矛头直指刘少奇和邓小平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继1933年5月邓小平被撤销江西省委宣传部部长一职，给予党内“最后严重警告”处分之后，第二次被打倒的邓小平被送往江西软禁。
“文革”进行到一半之时，在“九大”上写进党章的“接班人”林彪客死蒙古，林彪集团破灭。当时已经面临朝中无人的局面，苦撑危局的周恩来还被查出患有膀胱癌。至关重要的军队，尚有年近八旬的叶剑英在替毛泽东分忧，但日常行政工作，则必须遴选出周恩来的接班人选。
1972年1月，毛泽东身着睡袍参加了陈毅元帅追悼会。在和陈毅遗孀张茜交谈时，毛泽东似是有意似是无意地提到：邓小平的性质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这一评价，显然与“四人帮”加在刘少奇头上的“叛徒、内奸、工贼”之罪名有着天壤之别。一旁的周恩来随即私下叮嘱陈毅子女，将这句话传出去。
1973年2月，蛰伏江西3年有余的邓小平接到中央要他回京的通知。
1973年3月10日，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20天后，毛泽东在中南海住地会见邓小平，相别6年的老朋友再度握手。毛泽东嘱咐说：努力工作，保护身体。
1973年4月12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主持盛大宴会，欢迎柬埔寨国王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一行，邓小平首次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公开亮相，中外来宾都深感惊讶。不少外国记者随即直奔邮电局,“打不倒的小个子复出了!”这样的电讯迅即传遍世界。
钢铁公司
林彪死后，人们开始对“文革”产生怀疑，是邓小平把这些怀疑变成了一个个的政策。
邓小平二度复出之初，还只是国务院副总理，无力驾驭全局。即便如此，邓小平也没有放弃他一贯的原则。1974年10月的政治局会议上，面对“四人帮”扣上的“洋奴哲学”的大帽子，他据理力争，直至愤而离席。毛泽东后来对邓小平说：你开了个钢铁公司，好！我赞成你。
1974年12月，毛泽东作出决定，邓小平除了继续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外 ，还兼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次年1月，邓小平又获选为党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年过七旬的他,先是从77岁的周恩来手中接过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的权力,后来又在1975年5月从41岁的王洪文手中接过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权力,成为党政两方面事实上的一把手。
依靠后来被称之为邓小平“四大金刚”的胡耀邦、万里、张爱萍、周荣鑫的猛烈冲锋，邓小平掀起了全面整顿的高潮。
1975年3月9日，张爱萍被任命为国防科委主任，他没有去机关上班，而是一头扎进了七机部所属的230厂。我国唯一从事运载火箭研发的七机部,整个乱套了。自“文革”9年来，五花八门、大大小小的派别组织不下几百个,为了标榜自己的革命性，批这个、斗那个，革命口号震山响,却不干正事。谁要对他们提点儿异议,大帽子马上就扣下来。
派系纷争，如同一个毒瘤，业已扩散到病人全身。
1975年1月28日，邓小平约见铁道部部长万里。在万里汇报了派性严重、情况复杂，不少单位陷入瘫痪、半瘫痪状态的情况之后,表示争取半年内解决铁路问题。邓小平随即说:不行,不能拖,不能等,要用最快的速度，最坚决的措施,迅速扭转形势，改变面貌。随后不到两个星期的时间内,邓小平又两度听取万里汇报,要求抓紧把整顿铁路的文件搞好,并口授了文件的主要内容。
5月18日，邓小平访法归来，次日就与叶剑英、陈锡联一起,再次听取张爱萍的汇报。邓小平说:对那些搞派系的人不能等了,老虎屁股都得摸,不然还得了！
众望所归
尽管对“文革”不受欢迎的状况心中有数，毛泽东还是对邓小平系统纠正“文革”错误的办法展开了旁敲侧击。
8月13日和10月13日,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人,两次上书毛泽东,反映党委书记迟群和副书记谢静宜的问题。这两封信均由邓小平转呈。毛泽东阅过第二封信后雷霆震怒,毕竟,迟群和谢静宜是靠“造反”起家的。10月19日晚,毛泽东对邓小平转呈的刘冰来信作出严厉批评: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
11月2日晚间，邓小平出席由毛泽东指定的有陈锡联、汪东兴、毛远新参加的四人会议，遭到毛泽东之侄毛远新手持尚方宝剑的猛批。毛、邓之间的摊牌终究无可避免。
11月20日，邓小平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提出由邓小平主持做一个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议，总的看法是“文化大革命”基本正确，有所不足。邓小平回答：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邓小平这种完全不让步的态度，使得毛泽东下决心进行“批邓”。在毛泽东政治生命的最后关头，他要坚定不移地捍卫“文化大革命”，他不容许任何人对此存有异议，更不容许任何人翻“文革”的案。
1975年12月14日，中共中央转发了文件，明确指出：七八九三个月，社会上政治谣言四起，攻击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股右倾翻案风。以此为标志，“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幕正式开启。71岁的邓小平再度陷入困境。
次年1月8日,周恩来病逝。困顿之中的邓小平获得叶剑英的支持,得以在周恩来追悼会致悼词。但是，这并不足以平息人们对“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怒火。
1976年4月4日，清明节，载入史册的“四五运动”爆发，北京天安门广场出现了200多万人次参加的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拥护邓小平的群众运动，使全国性的悼念、抗议活动达到高潮。
4月7日晚8时，被诬称“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的邓小平在北京东交民巷新家中，收听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的广播。
1977年7月21日，中共中央十届三中全会闭幕，恢复了邓小平的一切职务。但他的问题还没有得到最后解决，因为“天安门事件”还没有平反。
1977年8月12～18日,党的十一大召开。大批老干部在这次会议上重返政治舞台,而“造反派”等“文革”既得利益者几乎被一扫而空。一年之后的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时,又有数名“既得利益者”被通知不必来开会,这无疑为邓小平真正成为党内领袖奠定了组织基础。
第三度复出的“永远也打不倒的小个子”，此时获得了中国人民发自内心的拥护。1977年7月30日，邓小平出现在北京工人体育场的看台上，观看中国青年足球队与香港队的比赛，全场突然掌声响起，欢呼如雷。
次日晚，军队系统的一个庆祝建军50周年文艺演出举行。晚会结束时，邓小平的巨幅画像突然间被投影在舞台的天幕上，他的身后，是飘扬的军旗和嘹亮的军号。刹那间，全场欢声雷动。人们全体起立，以热烈的掌声表达着“内心的取向”。没有后台，没有组织参与,一切都是群众自发。
改变中国
十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的政治格局已经形成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三驾马车的局面,只是,邓小平头上的紧箍依然存在,将之除却,还剩最后的一把火。
胡耀邦在此时起到了至为关键的作用。在他的主持下，后来为世人熟知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于1978年5月11日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与“两个凡是”展开了理论上的正面较量。
1978年9月13日，邓小平结束对朝鲜的访问后，乘专列回到辽宁本溪，开始在东北视察。他在东北三省的讲话，没有离开对毛泽东思想的正确理解，对“文革”的反思，对真理标准的讨论和对经济建设的重视。
10月下旬，邓小平出访日本，受邀乘坐新干线。旁人问及他的感受，他回答：就像推着我们跑一样，我们需要跑。当时主管外事的邓小平，通过70年代对美国、日本、欧洲的访问，坚定了开放搞活的想法。
1978年11月初，邓小平的核心之势已然呼之欲出，破除紧箍的程序也已进入最后阶段。 11月25日，华国锋代表中央宣布：“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的群众行动。平反终于瓜熟蒂落。
在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统一了党内共识之后，十一届三中全会只开了5天。在这次会议上，中国共产党作出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伟大的历史转折。
12月13日,仍是党内三号人物的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报告。后来被史学家公认为实际上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这,也是邓小平作为党内新领袖的首次演说。
（周典摘自《中国新闻周刊》
2008年第39期）
（作者：杨中旭 李 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