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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是思想王国中的王者，但他从来没当成现实中的哲人王。柏拉图父母两系都是雅典的政治世家，他本人年轻时就有从政之志，但当时雅典的政治形势相当混乱：长达27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以雅典的失败告终，“三十僭主”推翻了民主政削，但不久又被民众推翻，重新恢复权力的民主派处死了柏拉图的老师苏格拉底。
柏拉图很失望，到各处去游学，到过小亚细亚、埃及、意大利等地，学习哲学、天文、数学，考察各地的政制、法律。后来也边学边讲，吸引了一批年轻的追随者。其中一位名叫狄翁，是西部强邦叙拉古僭主狄奥尼修一世的姻弟和大臣。通过狄翁的引荐，40岁的柏拉图渡海到了西西里，试图说服狄奥尼修一世采用他自己心目中的良好政制。但僭主与哲学家的会见成为一场冲突，柏拉图差点儿被处死。虽经狄翁等说情免死，他还是被当做奴隶卖掉。
经人搭救回到雅典后，柏拉图建立了名扬千古的雅典学园。20年后，狄奥尼修一世去世，狄翁拥立其子狄奥尼修二世继位，再次邀请柏拉图到叙拉古。60岁的柏拉图不无犹豫，最后还是前往。狄奥尼修二世雅好哲学和文学，起初颇为礼遇柏拉图。但在不久后的宫廷政治斗争中，狄翁被放逐，柏拉图虽被挽留。却处于近乎软禁的处境中，后来获准返回雅典，行前向僭主保证今后会重返叙拉古。几年后，为履行诺言，也由于狄奥尼修二世做出不久将允许狄翁返国的姿态，柏拉图第三次渡海到了西西里。这一次的情况并没有多少好转，两年后无功而返。此后十几年，柏拉图专注于学园的工作，未再卷入实际政治。
柏拉图的经历与我们的孔圣人颇多相近之处，虽说他们所处环境迥然不同。孔子三十而立，此后一边招学生，一边到齐国求仕，齐景公不用，他又回到鲁国继续研修教书。当时鲁国的政治局势相当动荡，孔子没有看到从政的良机，直到50岁才做了官。后来做到司寇，但不知为什么，并不很受鲁君待见，做了一两年就辞职了。
孔子很讲究“君君臣臣”，不过，他的忠君跟后世只有一个皇帝可供效忠不同。君臣之间是“双向选择”，此处不得明君不妨换一处试试。他在卫国、陈国得到过聘任，聘期都很短，余下大多数时候则颠簸于途，经历了不少险阻。陈蔡绝粮，受困于匡，他还多次被楚狂接舆之类的隐者嘲笑。晚年，孔子再次返鲁定居，专注于编书教学。
哲人做不了王，主要因为政治哲学与通常所说的狭义的政治关系不大。狭义政治的第一要义是权力，第二要义是治术，政治哲学的首要任务在于探究政治的目的或意义。政治的目的或意义是什么呢?用亚里士多德的话说，就是保障人的良好生活。“良好生活”当然没有人人同意、亘古不变的标准，但大致离不开生计小康，社会宽松，庶民有爱心、有教化、有品格、有能力。简言之，大致就是为人父母希望儿女生活在其中的社会。
良好的社会生活是由各种各样的其他活动一起来创造和维护的。这些活动，为方便计，不妨统称为文教。在孔子的想象中，古代圣王不是后世所谓的政治家，在三代大治之世，文教为主，狭义政治只起辅助作用。孔子所讲的政治，其实主要指今天的文教。萧公权先生所言不虚：孔子“认定政治之主要工作乃在化人，非以治人，更非治事，故政治与教育同功”。
哲人或有立功于当世之志，孔子说，敬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孔子短短的从政生涯，别说对中国历史，即使对当时的政治格局，大概也没起过什么特别的作用。而孔子的礼乐思想，以及由孔门孟子倡导的民本思想，塑造了中国政治的重要品格。
在上古历史中，文教、宗教和狭义政治不似后世区分得那样清楚。一个国家不是单由政治人物领导的，而是由政治人物与文教精英共同领导的。欧洲很多国家的国政大厅两侧，一侧挂着该国历史上的政治人物，一侧挂着哲人与艺术家，大致反映了这一观念。
哲人原不为称王而生，王也替代不了哲人，一个有意义的政治体，须由政治与文教携手才能造就和维护。政治家是否优秀，除了他在狭义政治上的能力，还须以尊重文教独立的程度而定。
(胡默风摘自《新世纪周刊》2010年第35期)
（作者：陈嘉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