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么让西方大都会充满骚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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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首都伦敦一家法院外,一名母亲与11岁的儿子站在一起。几天前,孩子趁骚乱偷走一只垃圾桶,面临指控。母亲满脸困惑,只问了一句:“为什么?”
  面对这样一场骚乱,可能所有人都会这样问。有人认为,政府削减支出和福利,加剧了社会贫富分化;有人提出,年轻人成为骚乱的主体,反映了社会整体的浮躁;有人则警告,不同族群大打出手,是西方种族问题的爆发;有人则惊呼,技术是“魔鬼”,手机短信、社交网站对骚乱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打砸抢烧由此一发不可收。
  每个人都试图寻找骚乱根源,一千人也许就有一千个解释。
  
  移民与种族矛盾的发泄
  
  历史上,社会骚乱一直与种族冲突紧密联系。美国第二大城市洛杉矶素来就以种族冲突闻名。早在1965年8月11日,白人警察逮捕了一个骑摩托车的黑人,由于对其过度使用暴力引发了当地黑人的强烈不满,造成六天暴乱。
  而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种族冲突“4·29”事件也发生在洛杉矶,起因是人们不满警察殴打黑人罗德尼·金案的不公正裁决。三天的骚乱造成58人死亡,2300多人受伤,11900多人被捕,5000多座建筑物被毁,财产损失达10亿美元。
  此次伦敦骚乱,也同隐藏的种族矛盾有关。在伦敦,非白种英国人占到了40.2%。尽管已接近半边天,但在老牌帝国主义的心脏,作为“外来户”的他们依然感受到种族歧视的魔影。
  2007年,英国工党政府废除了近两百年的“嫌疑人搜身法”。这项法规允许警察可以不用凭借任何正当理由就让个人停下来接受搜查。这项法规曾直接导致了20世纪70年代末和20世纪80年代早期在警察和少数族裔团体之间产生严重冲突。
  但歧视并没有因法规的废止而终结。2010年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一份调查显示,在英国,平均每位黑人遭遇盘查的次数要高出白人26倍,亚裔被盘查的次数高出白人6.3倍。
  英国广播公司(BBC)在托特纳姆区采访时,一位黑人居民表示:“警察经常骚扰我们,粗暴地对待我们。而这一切仅仅因为我们是有色人种,是黑人。这次的事件只是人们长期不满的一种发泄。”
  伦敦的情况,在其他西方国家的大都市也不鲜见。2005年11月的法国巴黎骚乱和2008年的希腊雅典骚乱,都有不同族裔借机发泄不满的因素。
  在西方白人主流社会中,少数族裔常被指责威胁了当地人的就业,它们的帮派运动更影响了社会安定,右翼势力借此进一步挑唆种族问矛盾。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邢骅表示,都市中移民往往积聚在最贫穷地区,这主要有两方面因素,一是政府会通过“城市翻新计划”将移民排挤到城市郊区;二是城市的高成本生活迫使移民自动汇集到郊区租金便宜的区域。
  由于大部分移民属于平民阶层,受家庭、经济、社会等因素的制约,他们无法接受良好的教育,能够入读大学的移民子女少之又少。在这种情况下,企业自然不大愿意雇用没有接受过职业培训的移民子女。于是形成了一个怪圈: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认为学习无用,越是不读书工作机会就更难找,他们也就更难融入主流社会。日积月累,移民后代感到失望,感觉被国家和政府抛弃。于是,他们组成各种团体,不时制造暴力事件,发泄心中不满。
  波兰政治学教授纳塔里娜在专著《多样性是否侵蚀了社会凝聚力》中提出,城市中移民的多样化对于人们的相互理解、交往、彼此信任的建立和社区的稳定产生一定阻碍,但移民和种族绝不是造成社会不稳定的因素。大量社会经济地位低的群体聚集才是造成城市骚乱的主因,而这恰恰解释了为什么伦敦骚乱中的暴徒不仅仅局限于少数族裔和移民。
  
  “新”垮掉的一代?
  
  从表面看,发生在英国的骚乱并不是一场明确的政治性示威活动:没有条幅和标语,没有清晰的诉求。《经济学人》杂志声称这种纯粹的虚无最令人失望,因为整个社会都病了,而病得最重的绝对是社会中的年轻一代。BBC的一次采访中,英国左翼人士肯·利文斯通说:“这是自大萧条以来,感到前途渺茫的第一代人。”
  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了骚乱得到控制后,法院对暴徒的制裁和处理。“暴乱者扯掉了兜帽和面具,穿上白色的监狱T恤,用手铐和健壮的保安警察铐在一起。他们与我们所期待的有相当的不同。坐在被告人席上的他们看上去老老实实,但是刚从法院放出来,立刻就不一样了,他们扣上面罩,做起了蔑视的手势。”
  英国首相卡梅伦的前顾问丹尼·克鲁格认为,骚乱显示出当今的教育理念使得人们抛弃了美德,采纳冷漠无情的行为准则,并装扮成自由主义的样子。他说:“我们用福利金代替了亲情友情,用权利代替了爱,用公共部门冷冰冰的程序代替了生活社区温暖的道德规范。”
  此外,伦敦骚乱更多地凸显了青年人教育的缺位,对此政府、学校和家长都难辞其咎。政府方面,近年来一直削减教育财政开支,上调本土学生的大学费用等举措,将很多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孩子赶出了学校。孩子们离开了最后的“庇护所”,只能整日游荡,加入帮派,越来越成人化。根据《卫报》的数据,骚乱中超九成的暴徒就属于此种情况。
  学校方面,正如伦敦国家经济社会研究院主任乔丹·波特说:“许多问题学生并没有得到老师足够的关注。在完成教育目标的重压下,老师们把注意力全部放在了那些来自更稳定的家庭、能力更强、社会技能更纯熟的学生身上。跟不上的学生只能退学。”
  英国家长没有尽到管教子女的责任。在欧美家庭的教育中,个人化、自由化的倾向越发严重。英国教育联盟秘书长莱德蒙表示,“家长们不愿对孩子说‘不’。这个简单的回答其实在孩子成长中发挥着关键作用,而且很多孩子没有从家庭教育中获得基本的是非观。”于是,正如英国畅销书《人之见弃》所说:“我们制造没心没肺的人,却期待他们有道德和事业心。我们嘲笑荣誉,却在发现我们当中有叛徒时感到震惊。”
  青年工作者肖恩·巴里表示,西方文化宣扬的物质和享乐主义使各种族、各社会背景的孩子都追求超前享受。这种消费观使年轻人在帮派分子将商店砸破之后,哄抢一些名牌服装、电子产品、化妆品和香烟。
  尽管满大街火光四起,几乎所有商店都遭到哄抢,书籍却仍躺在架上高枕无忧。连曼彻斯特的华特史东书店的员工都不禁感叹:“偷书的话,他们或许还可能学到点东西。”英国利兹大学社会学教授齐格蒙·鲍曼解释为:“伦敦的骚乱不是为了饥饿或面包,而是有缺陷的消费者的暴乱。”
  
  贫富分化:都市冰火两重天
  
  英国首相卡梅伦表示,骚乱只是单纯而又简单的犯罪行为。但肯·利文斯通为代表的左翼人士和学者纷纷表示不满,将骚乱归咎于政府对公共财政支出的削减和卡梅伦所倡导的“大社会”政策的失败。而这并非空穴来风。
  1974年,“石油危机”导致英、美等多国陷入经济衰退。为摆脱危机,时任英国首相的撒切尔夫人和时任美国总统的里根大力推行新自由主义模式,这种改革让英美摆脱经济危机的同时,也造成了贫富的严重分化。美国学者大卫·哈维认为,当时里根的政策使得美国社会贫富分化加剧,底层民众生活更加困苦。其他很多学者还担忧,新自由主义过于强调“个人”,使得“社会”概念缺失。
  如今,英国再次面临经济衰退的冲击,卡梅伦政府沿用旧法,出台“大社会”政策,将处理社会问题的责任推给普通民众,尤其是底层民众。年轻人失业率高居不下,房租却在节节升高,而经济增长则出现放缓趋势,人们郁积的不满正在升级。经合组织2008年的一份调查发现,英国的贫富差距高于该组织四分之三的国家。在这次骚乱中,一名妇女抱着抢来的电视离开商店时称:“我在拿回我交的税。”
  欧洲学者雅克波·彭蒂塞利等人在8月出版的研究报告中称:“过去一个世纪,政府削减开支和社会动荡具有极大的相关性。今年以来,发生在西班牙、希腊、葡萄牙、法国、以色列和英国的抗议活动证明了这个模式仍在继续。”
  大多数的时候,城市,尤其是西方的大都会,都处于平静之中,但殊不知,正是在这种平静下,积累的问题在发酵,矛盾在激化,往往一个小小的事件,就会演变成一场惊天的大骚乱。在火光冲天中,政府才忽然醒悟,外表光鲜的城市里,原来还隐藏着这么多的愤怒和问题!
(作者:易萱 李慧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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