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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沥骨
(台湾)张晓风
在唐代，有一个名叫王少元的孤儿。他是一个遗腹子，当年父亲为乱兵所杀，弃骨荒冢。
王少元长到十几岁，知道真相，小小的心中只有一个悲哀的愿望：到荒野中去找回父亲，重新安葬。可是，他平生连父亲的面都不曾一见，其实就算他曾在模糊的记忆里有过父亲的面貌，此刻父亲也已经是没有面目可言的枯骨了。他所知道的，只是别人指给他的，一个粗略的位置。而战乱十余年之后，怎样才能在一片森森的白骨间去找到属于父亲的那一把呢?
他听人说起一种验定的方法，就是把自己的血滴在死人的骨头上，如果是亲子关系，血液会渗到骨头里去；如果不是，血液就渗不进去。那少年听了这话，果真到荒野上去试验，他穿破自己的肌肤，试着用鲜血一一去染红荒野的白骨。
从破晓到黄昏，他匍匐在荒冢之间，一个时辰过去了，两个时辰过去了，他的心比他的伤口更痛。然后，一天过去了，两天过去了，他的全身刺满了小小的破口。他成了一座血泉，正慢慢地，不断地流出血来。这样的景象，连天神也要感动吧!
到了第十天，他终于找到这样一具枯骨，他滴下去的血，那骨头立刻接受了，而且，深深地，深深地吸了进去，像是要拥抱那血液的主人一般。那少年终于流下眼泪，把枯骨虔诚地抱回家，重新安葬。
那种认亲的方法并不见得正确，可是，使这故事动人的，是在方法正误之外的那少年真诚寻根的一颗心。
(毛纳摘自台湾《三弦》)
“疯马”在大洋彼岸的无声诉说
梁 言
“疯马”非马，而是美国南达科他州的一座宏伟的巨型的山体雕塑组像。“疯马”本是19世纪北美洲一位誓死不向殖民主义者割地求和的印第安人首领达·桑科·威特科的绰号，在印第安人看来，“疯马”就是他们的民族精神象征。因此，1939年美国一位印第安人首领立熊，写信给曾参加拉什莫山美国四大总统山体头像雕塑的艺术家兹奥尔考斯基，邀请他为“疯马”塑像。而波兰移民之子兹奥尔考斯基考察之后，把为“疯马”塑像作为自己和家庭的庄严使命，在1948年6月3日开始了劈山造像的艰辛宏伟工程，这一山体巨雕工程至今仍在继续。
“疯马”山雕与美国四大总统头像同在一州，但工程更为雄伟浩大。其主体像由达·桑科·威特科和他的坐骑构成。仅人像的上半身就是一个完整的山头，马身也是一座整山，像高超过180米，长超210米，开路53千米，已搬走8亿多块岩石，耗资超10亿美元。现“疯马”头部工程已基本完成，据记者介绍，塑像“巨大坚挺的鼻子和刚毅自信的嘴角清晰可见，双眼炯炯有神，马身轮廓已显现，无论规模还是气派，都比人们看到的“四总统”头像宏伟得多。
令人震撼的是，这项浩大的移山工程，并非是国家、政府项目，而是由当代洋“愚公”兹奥尔考斯基个人策划演绎进行。他自知生前难以完成创作，故举家搬到山中，自己与儿子、孙子日日搬山不止，一家10口，有7口成为“新愚公”。美国国家艺术基金会曾两次提出要给“疯马”数千万美元的奖金，使它与“四总统”像一样，成为举世闻名的国家雕塑公园的主体。然而兹奥尔考斯基坚定地拒绝了国家的美意，坚持用门票收入、私人捐款和自己的全部财产维持施工，宁可一家人再苦干几十年。
兹奥尔考斯基为何要创作“疯马”，又为何拒不接受国家级的经费?解读“疯马”的原创精神，或可帮助我们理解如何从饮食生存迈向精神生存。
立志要把一位印第安英雄的塑像建得比美国四个总统的组像还高大雄伟，显然有着创作者的历史、道德、艺术观念的强大的内驱力。兹奥尔考斯基曾身为弱小的波兰民族一员，深深体会到了当年印第安人被驱赶出自己家园的痛苦，感受到他们遭受的不公正命运，历史既是“弱肉强食”的霸权史，同时也是每个当事人的心灵史，而作者显然把一腔同情、一腔崇敬给予了被镇压被驱赶的印第安人。他一定感受到，使用当年霸占印第安人家园的美国政府的资助来建这个塑像，是对抗击殖民者英雄的莫大侮辱，因而他毫不狱豫地拒绝了国家奖金。人类追求自由与尊严的精神和对历史事件的正义感，支撑兹奥尔考斯基凭一己之力干这番豪气干云的伟业。
“疯马”塑像也昭示我们，每个人都有权利以自己的方式叙述历史。历史本应是心灵的记录，印第安人的历史，就是由“疯马”一样的悲剧英雄所经历的悲剧岁月来描绘的。人类的自由、尊严重于一切。从人的心灵角度而言，“疯马”的人格感召力，决不亚于“四总统”。
(洪心摘自《读写月报》2006年第10期)
打翻的鱼缸
王 豪
三年级的教室里，同学们正在紧张地进行期中测验，监考老师也静静地守在这里。教室最后一排有一个男孩的脸一阵红一阵白的，并不是因为试题太难，而是他太想上厕所。可是漫长的考试一直没有结束，小男孩忍得满头大汗。忽然，最尴尬的事发生了，他尿了裤子。小男孩的眼中充满了泪水，羞愧得不知所措。细心的老师轻轻地走到小男孩身边，立刻就明白了一切。随后，老师不动声色地来到窗边，端着窗台上的金鱼缸走过来，经过小男孩身边时，他“一不小心”打翻了鱼缸，水溅得小男孩满身都是。老师连忙向男孩道歉，并示意其他被惊扰的同学继续考试。接着，‘他领着小男孩，来到自己的办公室，擦干男孩身上的水，并给他一条干净的裤子换上。
小男孩回到教室的时候，穿着一条极不合身的裤子，皮带都系在了胸口上，看上去滑稽极了，但是没有一个同学嘲笑他，而是对他报以友善和同情的眼神。
考试结束了，同学们陆续离开了教室，小男孩最后一个走到老师身边，他怯生生地对老师说：“谢谢您，老师。”
老师拍拍男孩的头，微笑着说：“不要紧，我小时候也弄湿过裤子。”
(高言摘自《环球时报》)
孝的命题
莫小米
一天，我刚上班，就不断接到同一位老妇人打来的五次电话，是打给外出采访的一位同事的，我一再告知说他不在，到最末一次我于心不忍地问：“你是哪里?是否留下号码，我让他给你回话。”老妇人说：“不用了，只请你告诉他，家里的煤气已换好。噢，再请你问一问，昨晚吃饭时他咳嗽得厉害，现在好些了吗?”同事回来时，我告诉了他。他沉默许久，才说了一句：“我不孝。”又转而问我：“你能做到‘孝’吗?”
我告诉他，其实我也不孝，几年前父亲去世的时候，我已步入不惑，但在那之前我的角色一直没能转换过来，换句话说，我和我的孩子一直在心安理得地接受着老人的宠爱、关怀和呵护，哪天想着要去了，打个电话过去，让他们为我们准备一番；要是工作或娱乐排得紧，我很少会想到他们正盼望着我。每次团聚总是以我的需要来安排，每次我去，他们总是说：“好久不来了啊，下次是……”接着又说：“你忙，就不用老惦着我们，你工作得好，我们就很高兴……”他们总是如此地为我想，而我也总是信以为真。
我不孝。直到父亲去世的那个阳光像血一样红的夏日早晨，我才刚刚开始明白了“孝”这个字，汩汩的泪水有一半是因愧疚而流，我想起了许许多多我与父亲相处的日子，我觉得有许许多多的地方我可以做得更好，而我没有做。
而后我怀着赎罪般的心情竭尽努力来对母亲好。我并不能日日陪伴她，但我要求自己在陪伴她的那天一心一意，就像童年时她陪我一样；我为她挑选字号大的、她爱看的杂志书报，她做的剪报、笔记我认真地翻阅，就像当年她检查我的作业一样；我每天给她挂电话再不是因为我这儿有什么事需要她怎么样，而是希望知道她那头有什么事需要我怎么样，就像从前她惦念着我一样……
我“孝”吗?我想似乎并不是，我承认在很大程度上我其实是为了让自己心安，我还是不能如母亲对待我那样——为了我可以忘却她自己。
传统的代代相传的“孝”，早就是立不住脚的了，今天的“孝”究竟是个什么形态呢?别说道德，说良心，也说责任，那都太被动。不妨将它当做让今生今世少一些遗憾的手段之一吧!那么，孝一些吧，趁现在，还来得及孝的时候。
(付洪摘自《美文·少年散文》，上海远东出版社)
攀登者的秘诀
姜钦峰
两年前，一支由7名业余队员组成的登山队宣布攀登珠穆朗玛峰，央视首次全程直播，而且中国移动公司为此专门做了一个网站，海拔6500米以上还可以通过海事卫星电话上网。
在媒体的推波助澜下，此次攀登珠峰引起了人们前所未有的热情关注，一时间盛况空前。
在7名队员中，有两个人尤为引人注目。一个是深圳万科集团董事长王石，鼎鼎大名的地产泰斗。在房地产界，没人敢怀疑他的能力，但是对于登山，他充其量只是个业余爱好者，何况他已年过50，要想征服世界第一高峰，谈何容易?
人们不禁为他捏了一把汗。
另一个是比王石小10岁的队友，身体素质和状态都特别好，在北京怀柔登山基地训练时，一般人登山负重最多只有20公斤，他负重40公斤仍然行走自如；别人走两趟，他能走三趟。于是人们纷纷预测，这名队员应该是第一个登顶的，自然他也成了媒体关注的焦点。
按照预定计划，登山队如期踏上征程。整个登山过程中，那名呼声最高的队员身兼数职，一路上他要接受记者采访，每天还要抽空上网，看看网友发的帖子，回复人们的关心和祝福。不仅如此，他还要全程跟踪拍摄登山过程，并把一些相关图片按时发给家乡的电视台。
王石本来就是个财富名人，加上他的年龄特殊，按常理来说，他肯定是最受媒体和人们关注的队员。可是恰恰相反，他表现得极为低调，事先约定不接受记者采访，不面对摄像机，只是默默地专心登山。
在海拔8000米营地宿营时，金色的夕阳倾泻在白雪皑皑的珠峰上，风景奇丽无比壮观，队友们个个兴奋异常，纷纷跑出去欣赏美景，只有王石不为所动，坚持闭门不出，固执得像一块石头，简直名副其实。
第二天，登山队到达海拔8500米高度。众所周知，越是接近顶峰，危险和挑战也就越大。当晚，大家开始慎重地选择是否登顶，那名呼声最高的队友却不得不放弃了登顶，此时他的体力已消耗殆尽。最终，7名队员中只有4A成功登顶，包括王石，而且自始至终全队只有他一人没受伤，近乎完美地登上了世界第一高峰。
最具实力的队员没有登上顶峰，而最不被看好的王石竟一举登顶，这样的结局大大出乎人们意料。下山后，王石欣然接受采访，记者的第一句话就是：“真没想到!”接着又问，“王总，难道你有什么登顶的秘诀吗?”此刻他开心地笑了，“哪有什么秘诀啊?自从第一脚踏上珠峰，我的心中就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登顶，任何与此无关的事情我一概不做。”
果真没有秘诀?其实，王石已经一语道破天机，那就是两个字——专注。
(张帆摘自《涉世之初》2006年第10期)
位子决定脑子
田 夫
在许多年以前，我曾作为一个富翁而裘衣肥马。
那个时候，衣有锦绣行有专车的我，最深恶痛绝的莫过于那些不守交通规则的路人了，他们横穿直撞不知礼让为何物，除了小心翼翼行车之外你别无他法。对于不知什么时候就会蹿到马路中间的冒失鬼，我说的最多的一句话便是：“这些人为啥都不要命呢!”
后来我突遭变故，一文不名之后，我开始习惯安步当车的生活，于是，我眼中便全是只争分秒、见缝就插的车了。此时的我，说的还是同样的一句话，只是指责的对象变了。现在，让我愤怒的是一路绝尘的有车一族。
有一次，一位富朋友到我蛰居的城市，我俩一块儿漫步在人潮车流之间，对于我的改变他先是诧异，而后心有所思，他给我讲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笑话，作为对今昔之我截然相悖行为的诠释。
说是齐国有位好色之徒，见邻居死了当家人，遗下一大一小两位漂亮的老婆，就挖空心思去勾引。邻人的大娘子非常贞洁，任你嘴皮磨破，就是不肯相从。小娘子水性杨花，不久就被他勾搭上了。
后来，他老婆死了，续弦时，知道的都以为他会娶邻家那位跟他相好的小娘子，结果他娶的却是不曾给过自己好脸色的大娘子。
有不解的就去问他：“跟你好的不是他家的小娘子吗?”
那人迟疑了半天，老实回答：“我也不知是什么缘故，以前，我是看他家小娘子好，如今，却是看他家大娘子好。”
朋友的意思是，一个人有什么样的立场，便决定了他有什么样的观念，坐在不同的位子上，就会有不同的想法，所谓“位子决定脑子”。
这样的事情经历多了，我不得不认同一个基本的事实，即在一个人的思维方式中起决定作用的，并不是我们通常以为的大脑，而是看似无关的位子。位子决定脑子，这样的说法虽然有些荒诞，却不是没有事实根据。
事实上，这是无关道德善恶的正常反应。格局中的各方，其思维并非完全不变，只是要依情势而定。
现实存在的也许并不一定尽如人意，却是你曾经参与过的，参与无疑就是对既成事实的承认，所以你无法反对。于是，你唯一能做的，便是换一种思维方式，去适应位子的变化，而一旦真的适应了，你就不是原来的你了。
(钱冬摘自《位子决定脑子》，当代中国出版社)
我们可不可以不勇敢
高海歌
5岁儿子的偶像是姚明，并不是因为他有多么了解篮球，而是因为我无意间说过，有这样的儿子，姚明的母亲肯定特别骄傲。
儿子坚持要买一个篮球，我说：“你太小，玩不了这种球，何况又那么贵，妈妈买不起。”他执意要买，我执意不买，最后我取胜，他哭了一路。
回到家，我像以往一样对他说：“你是男人，所以你必须坚强勇敢，不许掉眼泪。”他抽泣着嘟囔：“可是妈妈，我想成为姚明，我想让你骄傲!”
儿子刚开始学走路时，不像一般的孩子坚持那么久，有时会莫名其妙地摔倒，儿科医生说，孩子能够坚持走到5岁就已经是奇迹了。
我战战兢兢地看着儿子长到5岁，他依旧可以独立走路，只是常常会累、会摔倒。我从来不曾背过他，坚持要他自己走路，因为我知道，这样凭借自己双腿走路的日子，对他而言，已经开始用天来计算了。
那年夏天，儿子终于在一次摔倒后，再也没有站起来，他哭着说：“妈妈，不是我不勇敢，是我真的站不起来了。”我不得不抱起他，带着最后一丝希望奔向医院，又带着全部绝望办理了入院手续。
亲戚朋友来一批、走一批，我始终在哭，一直重复一句话：“我还想再试试，你说还有没有其他办法……”作为母亲，我无法对儿子说你将失去双腿，你的一生将在轮椅上度过。每次接待过探视的人，回到病房，儿子都会看着我红肿的眼睛说：“妈妈，你是不是又不勇敢了。”
我读张海迪的故事给他听，试探性地问：“儿子，如果你也没有双腿，你能答应妈妈，要坚强勇敢吗?”他眨了眨眼睛，天真地问：“没有双腿，还可以当姚明吗?”我转过脸去，眼泪漾出眼眶，他立刻改口：“妈妈，我答应，我答应你还不行吗?”
进手术室前，儿子一滴眼泪都没有掉，他甚至没有说过一句害怕，护士夸他真勇敢，他骄傲地说：“我答应过妈妈的，我是男人，说话算数!”
手术后，儿子醒来对我说：“妈妈，我勇敢吧?我没哭!我决定了，我不当姚明了，我要当张海迪。”我很努力地让自己微笑，亲吻儿子的脸蛋，可是我的眼泪还是滑到了他的脸上。
儿子坐上轮椅的第一天，我知道，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我说：“儿子，妈妈以后会有很多很多困难，需要你来帮助和照顾，你知道吗?”他举起右手，紧紧握成拳头：“我是妈妈的保护神。”
我的泪水流下来，儿子像个大人一样握住我的手，认真地说：“妈妈，你想哭就哭吧，这次你可以不勇敢!”我抱住儿子，任泪水流淌。
如他所说，这次可以不勇敢，只有这次，而明天，明天的明天，我要像所有母亲一样，为儿子遮挡风雨，让他知道，他从来未曾失去过双腿，因为妈妈将在这一生里，做他的腿。
(史田力摘自《文化博览》2006年第10期)
（作者：（台湾）张晓风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