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慈欣:让我们仰望星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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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体》“居然像一本小说了”
  
  在80后、90后的读者中,这位60后作家被昵称作“大刘”。他是山西阳泉娘子关电厂的一名计算机工程师,一个圆脸平头的中年人。戴眼镜,出差用的旅行包中装着扁长的牛皮纸信封,信封里装着散装的茶叶。
  有人认为,这位标准国企技术人员模样的科幻作家,正在“以一己之力将中国的科幻提升至世界水平”。在刘慈欣看来,作为一个科幻迷,自己只是做了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写科幻。他说:“中国的科幻迷很像中国的球迷。”但也有不同,“球迷很少亲自下场踢球,科幻迷当到一定程度,大都不可避免地写起科幻来。”
  在博客中,他感叹:我们这些科幻迷中“只有极少数最后能幸运地发表作品,大多数作品都只能在网上发表,我们在昏暗的网吧中一字一句地输入自己的科幻小说,它们中有些像《战争与和平》那么长……”他是幸运的,去年刚出版了一套“《战争与和平》那么长”的三部曲小说——《三体》。
  一位铁杆科幻迷用科幻的方式评价了这部作品:《三体》后,世界上的人将分为3种:没看过《三体》的;看过《三体1、2》而没看过《三体3》的;看过《三体3》的。而另一位批判性的读者则指出:《三体》完成了其他科幻小说所不能完成的任务,“它,居然像一本小说了。”
  《三体》世界中,刘慈欣虚构了一群外星人,在他们生活的世界,有3颗太阳,没有人知道下一秒是春、夏、秋或冬——那是来自数学家庞加莱的一个结论:三体问题不可解。那是个灾难毫无征兆的世界,有一天,居民们终于醒悟,他们决定移民,目标是地球。
  
  刘慈欣时代
  
  刘慈欣祖籍河南,1963年出生,长于山西阳泉。用百度搜索,阳泉的知名人士包括李彦宏和刘慈欣。
  刘慈欣看的第一本科幻小说是从父亲的藏书中找到的一本凡尔纳。大学时,他经常眯着近视的眼睛在新华书店柜台前让服务员给他拿新书,每年出版的科幻小说他能全看完,“不是我牛,那时候书比较匮乏,一年就出那么几本。”
  1981年,看到了翻译引进的阿瑟·克拉克小说《2001》,他至今记得,30年前的一个冬夜,读完那本书,出门仰望星空,“突然感觉周围的一切都消失了,壮丽的星空下,就站着我一个人,孤独地面对着这人类头脑无法把握的巨大的神秘……”
  十多年后,几乎与女儿的出生同步,刘慈欣的科幻作品开始变成铅字。至今,他已蝉联5届中国科幻银河奖,中国科幻正处于“刘慈欣时代”。
  科幻文学有它的尴尬。刘说起与山西作协的人一起去国外,主流文学出身的老作家叮嘱他,“千万别跟人说你是写科幻的。”科幻的读者群也注定要比一般的大众文学更窄,“盗墓笔记那种流行读物,绝对不止十几万的销量。”销量超过15万的《三体》,是90年代后卖得最好的科幻作品。
  博客中,刘写过很多对中国科幻的历史回顾、思考,然而,说着说着,他又会很郑重地嘟囔:喜欢科幻,不是读者的义务,得给他们个好故事。
  年轻时,刘喜欢过俄罗斯文学,不过“那种形式太写实、太凝重,不适合科幻。科幻要空灵。”尽管如此,刘还是写过一些比较写实的科幻。他认为,自己小说中最写实的一篇是《地火》。
  《地火》说的是一个矿工子弟立志发明新技术改变煤矿工人命运的故事。刘慈欣把小说主人公的名字起作刘欣。他写道:“刘欣恍惚着拿起父亲的饭盒,走出家门,在1978年冬天的寒风中向矿上走去,向父亲的二号井走去。他看到了黑黑的井口,好像有一只眼睛看着他,通向深处的一串防爆灯是那只眼睛的瞳仁……”给井下送饭,是刘小时候常干的。
  他说,还有过另一个更现实的题目:“用一个农民工的视角去写中国的未来”,对那个草根的主人公,刘甚至想好了他的第一桶金——“开发太空墓地”。
  因为时间有限,那个庞大而繁杂的故事被缩写成了短篇《中国太阳》,一个关于农民工蜘蛛人的故事。故事的结尾,在太空做了20年清洁工的农民工水娃主动申请到太空去流浪。地地道道的农村孩子水娃说:“有人满足于老婆孩子热炕头,从不向与己无关的尘世之外扫一眼;有的人则用尽全部生命,只为看一眼人类从未见过的事物。”
  在一篇短故事《乡村教师》中,一位乡村教师临终让学生们记下了牛顿三定律,而这些学生又恰被外星人抽检,靠着老师的临终遗言顺利通过,令地球摆脱了毁灭的命运——乡村教师的遗言拯救了世界。
  刘说,“乡村教师”的故事绝对是极小概率事件,他希望自己的小说能让读者在下夜班的途中突然停下几秒钟,做一件以前很少做的事:仰望星空。
  
  科幻是一种闲情逸致的文学
  
  刘喜欢仰望星空,虽然他生活的那个山西小城里,看见星星并非易事。他说,那是个小山沟,没有影院,快递送不到。距那里最近的城市是太原,火车要走4个小时,硬座,10块钱。
  这位计算机工程师对互联网上的新鲜事不怎么感冒,他曾经有个博客,觉得浪费时间,没继续更新;开通过一个微博,不是为了写微博,只是为了“避免别人恶意抢注”。
  日子像80年代一样简单,这是刘自己的选择。专职去写科幻有两个麻烦,一方面是经济上不具可行性;另一方面,工作能给他带来接触新鲜事物的机会,他需要一份写作之外的工作。
  刘不喜欢被挂上“孤独”一类的定语。他认为,科幻作为一种小众的文学类型,读者和作者关系更密切。书中的很多地方,刘从没去过,他不热爱旅行,不觉得在外与在家有太大区别,即使在生活了十几年的小城,他仍然会时时觉得,自己“像个陌生人”。
  小城里,白天工作,晚上写作,是刘寻常的日子。
  不写作的日子,刘喜欢看电影,从网上下载来看。他喜欢的电影有两种,“一种是特激烈的大片;另一种是极其舒缓、没什么情节的散文电影”。
  他喜欢《盗梦空间》胜于《阿凡达》,因为后者“没灵气”。他觉得,西方人很难拍好恐怖片,“他们一定要把恐怖具象化,可鬼这个东西,有了形状就不可怕了。”
  3卷本的《三体》写了5年,5年中发生了很多事,自己的单位换了块牌子,出版他图书的《科幻世界》也经历过一场风波,还好,这一切都过去了。到现在,“平平淡淡,挺好”。
  《三体3》完成那天,刘在博客里说:科幻是一种闲情逸致的文学,只有在安定的生活中,我们才可能对世界和宇宙的灾难产生兴趣和震撼,如果我们本身就生活在危机四伏的环境中,科幻不会再引起我们的兴趣。
  
  人伦一定胜过科技伦理吗
  
  科幻圈中,刘是以技术构思为核心的硬科幻的代表人物,然而,更广泛的读者却认为他的小说“内里柔软”。
  一位记者问:“在作品里,我读到了您对于人与人关系的思考,有‘爱’的寄托在其中,如果说它骨子里还是‘人伦胜过科技伦理’,不知道您是否认同?”刘回答:“很遗憾,‘人伦胜过科技伦理’是我最厌恶的观点。”
  他认为,“所谓的道德,不过是集体生存的权宜之计,它是随环境变化的,根本没那么神圣。但科学的基础相对来说是稳固的。”
  在《三体》中,叶文洁的死,开创了一个“零道德”的宇宙,而故事的结尾,这个宇宙也走向了终结,只有死神永生。刘说,其实,他不是悲观主义者。他认为自己对构建的那个未来“够乐观了”。“一个只有几十万年的人类文明史,有了一个40几亿年的未来,多乐观!”
  《三体》完成的那天,刘写道:“社会动荡是科幻最大的杀手……平静已经延续了多年,感觉到在社会基层,有什么东西正在绷紧,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随时都可能出现……但愿太平盛世能延续下去,那是科幻之大幸。”
  
  (许雯摘自《南方人物周刊》2011年第14期)
(作者:李珊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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