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寡妇班”考进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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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78年到2008年,改革开放30年间,全国有1.28亿人报名参加高考,5386万人被录取。
  
  1979年考上北大,是我一生最大的“优胜记略”。这一“优胜记略”,比起我考上之前那副没有出息的样,就更显得特别“优胜”了。
  我从小不是个好孩子,从来不好好读书,父母说我干什么都是“三分钟热气”,觉得上面的哥哥和下面的弟弟长大都没有问题,要操心的就是我一个人。记得初中毕业时考物理,当时学校还是“文革”时代的教学。开卷考试,题目有6道,全是书上的例题。只要你从书中找到那6道题,抄下来,就算100分了。但是,这样的考试,我居然才得60分。因为我从来不看书,不知道例题在哪页。就这么块料,别说考北大,按说根本就不应该上大学。
  不过,我那时突然有个男孩子的青春期的觉醒,一上高中就知道读书了。我的心理大概和一般孩子不同,或者说不太正常。记得我住在花园村时,跑到家后面农地看一个农家的葬礼。那简单地说就是埋棺材,哭得撕心裂肺,十分恐怖。当时的震撼,影响了我的一生。我突然意识到,总有一天,我也会是这个下场,一下子就被生命的虚无和恐惧所征服。当人意识到死亡后,对生命就有一种迫切感,甚至可能有一种使命感。我虽然从小不成器,但这种感觉一直在我的挣扎中伴随着我。我知道没有人会注意我,没有人会瞧得起我,但我不能辜负这一生,我要做出一番事业来让世界记得我。
  当然,这种觉醒也并非没有外在刺激。那时我们突然被告知:高考将恢复!考上了就上大学,考不上就继续插队。刚刚“觉醒”的我意识到,这么宝贵的生命,又怎么能错过大学呢?我开始读书了。
  那是个“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时代。可是,我对这些一点兴趣没有,喜欢的就是文史。所以,当时文理分班,我毅然上了文科班。
  但真到了文科班一看就傻了:五十多人的班,就3个男生。我们因此很快就被称为“寡妇班”。同学谁还把我放在眼里!况且,我当时的学校是“文革”期间由小学改的,质量不太好。和平里的一七一中,则是高考明星,那里的文科班也许还是正经人去的地方。我在一个破学校上个“寡妇班”,怎么能指望人家不把我看成是个“混混儿”。
  不过,我没有寻求转学的机会。我在班里鹤立鸡群,老师都对我说:“你看,我们学校是不好。但文科方面所有力量都集中在你们3个人身上。到了一七一,你不可能被老师这么重视。”
  高考那天正值酷暑,我按父母老师的嘱咐,没有骑自行车,乘公共汽车到了考场。我们和一七一中学的学生一个考场,甚至一个教师。我远远望去,人家一个个全像有大学问的人,我自己则是地道的“小屁孩儿”,实在不是对手呀。第一场是语文,刚刚开始不一会儿,坐在我前面的一个女生就昏倒被抬出去,气氛紧张异常。我倒由此士气大振,下笔如飞,提前半小时交卷。我注意到,监考老师见我这么快交卷,脸上掩饰不住地吃惊,并且凑到一起看我的卷子。
  到下一场,我似乎一下子获得了“主场优势”。我发现监考老师对我特别客气,特别勤快地给我递冷毛巾擦汗。我心里马上明白,她们看了我的语文卷子,我肯定答得不错,她们把我当个大人才来保护呢!这是那个时代的典型风气:老师见了好学生,甘心情愿地为他服务,从来不想什么回报。
  我借着这种“主场优势”舒服地考完,不久知道考得408分。妈妈陪我到北京市招生办去问我的成绩到底在什么个位置。主管人员翻了一下档案,然后告诉我:“北京市今年文科过400分的只有15位。你想报考哪个学校大概都没有问题。”我和妈妈一下子都傻了。范进中举呀!
  这下子我的社会地位和家庭地位全变了。妈妈逢人便说我考了408。也经常感到有人在我身后指指点点:“这孩子400多分呀!”家里自然也宾客盈门。对于报考什么学校,大家都来给我出主意,最后,我接到了北大中文系的录取通知书。哥哥特别嘱咐我:“这段日子小心些,别出交通事故”。这一语道破了我的心理:我即使拿着录取通知,也不能相信自己会进北大,总怕去报到的路上被车撞死……
  (赵红摘自2008年9月23日
  《今晚报》)
(作者:薛 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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